很多同志已经多次指出,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完全是统一的,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科学性离不开党性,只有增强党性,公开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不断加强科学性。这是因为,每一个人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以往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虽然也多主张历史要真实,要写出“信史”,但由于其阶级性的局限,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有意无意地掩盖历史的真象。孔子著《春秋》,就明确主张“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一隐讳,当然就难以做到科学了。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各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类的未来, 它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一致的,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因而最大公无私,最敢于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决定了它最需要科学性。只有符合科学性的东西,也才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4 页)。此其一。其二,历史研究总是以一定的思想作指导的,不以这种思想作指导,就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以另一种思想作指导。而在各种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真理。我们的党, 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党史研究要做到科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性也离不开党性。

第二,党性离不开科学性,它以科学性为基础,并体现在科学性之中。所谓科学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真实,即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撰写文史资料时所说的,要“存真,求实”,“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不真实,当然就谈不上具有科学性。二是必须从事实出发,找出党史发展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历史学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是因为它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党性的表现。这是因为,历史是要人看的,是为党、为人民提供借鉴,向全体党员、全国人民进行教育的。如果不真实,人家就不相信,不愿看,就起不到启发人、教育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口号叫得多响,也是空的。如果以加强“党性”为借口, 压制和否定科学性,任意篡改、涂抹党的历史,那就不但对党无益,而且有害,会使党的威信降低。同样,如果不能从事实出发,进一步找出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使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更快的前进,也不能更好地为党的事业服务。因此,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

“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0 页)也就是说,离开了科学性,就谈不上完全的、真正的党性。

从理论上讲,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是如此。但是在实际的党史研究中, 由于对党性、科学性或对二者关系的不正确理解,却往往容易使二者相背离。前些年,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史研究中曾长期存在抬高所谓“党性”,忽视甚至压制科学性的实用主义偏向。为了服从于所谓的“党性”,党史被不断地改来改去,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今天这样讲,明天又那样讲。林彪、江青一伙曾公开叫嚷, 党史研究的方针就是“参考历史,重在为现实服务”,说什么“我不是玩古的,我是要实用的”,“我们就是搞实用主义”。在他们那里,一部党史被歪曲、涂抹得不成样子,党史研究完全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这样的党史,当然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了。广大党员、群众把它斥之为“假党史”, 不屑一顾,完全是正确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党史研究在党员、群众中的威望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但是,实用主义的影响并不是一点都没有了。李维汉同志一九八○年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在一些纪念文章、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作品中,不同程度的拔高、编造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党史研究中继续注意肃清实用主义倾向的影响,继续强调加强科学性,还是非常必要的。

除实用主义的倾向之外,忽视甚至否定党性的客观主义倾向,也是应该注意防止的。客观主义,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向来标榜的一面旗帜。他们认为, 公开地站到一定的政党的立场上,就会妨碍科学性,应该“浩然独立,无所偏党”。事实上,在有阶级或政党存在的社会里,要“浩然独立,无所偏党”, 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们自己,也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对于客观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区别,列宁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可见,“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 更深刻,更全面”(《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378—379 页)。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只有“客观”记述的历史才是科学的。有的同志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 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定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与这种思想的影响不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深入开展党史研究的过程中,继续强调加强党性原则,也仍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