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

胡如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使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真理，但在部分史学工作者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仍然是一个在认识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搞乱了我们的理论战线， “评法批儒”严重地败坏了历史科学的名声，更易于使一些人在理论上发生动摇。“回到乾嘉时代”的私议的出现，就是这种不健康的倾向的明显表现之一。因此大力宣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历史，在当前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谈理论指导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一些同志发表了非常有益的文章可供参考；个人只想从史学发展的轨迹这一侧面谈谈粗浅看法。

唐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这一名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其实，不同历史时代产生的史学名著，不仅是史体“不恒”，就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也会因时而异。如果历代史学仅只限于陈陈相因，那它本身就会无所创新，最终必然失去生命力。

每一个历史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史学发展规律的作用，客观上必然会向当时历史学家提出发展历史科学的中心任务。只有那些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所赋予的中心使命的史学家，才能在史学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业绩。至于非中心使命的其他使命也是存在的，完成这些使命也是必要的，但就贡献而言就不能与完成中心使命并驾齐驱了。文艺界目前号召作家要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如果我们借用这一名词，史学界的中心使命也就是历史科学领域中的“时代的最强音”。

在汉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创建纪传体，为我国的一系列“正史”开先河。谁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谁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巨匠。适应这一客观要求的是司马迁和班固，前者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后者写成了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后代继续编纂纪传体史书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的成绩就不能望迁、固之项背了。

唐代史学家的突出创建，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探讨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以及政书体史书，对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国古代本来是文史不分的，但到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产生了文史分家的趋势，于是出现了专门性的文学批评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这就在史学家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创立独立的史学理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的是撰成《史通》的刘知几。隋唐统治者继秦汉之后要在典章制度上有所革新，需要借鉴历史；纪传体史书至唐代已经汗牛充栋，各书的书、志参差不齐，尤其是《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书均有传无志，带来很多不便。这就在唐代史学家面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总结以前各书的书和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撰写有关典章制度的通史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需要，杜佑的《通典》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写成的。唐代编修《晋书》、《梁书》、《陈书》、《隋

书》、《南史》、《北史》的史学家虽然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他们毕竟没有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故其贡献不能与刘、杜二人同日而语。

到了宋代，由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著应运而生，尤其是《通鉴》一书成为千古名著。在这样的时代，撰写《新唐书》和

《五代史记》的欧阳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司马光并驾齐驱的。编年体本身有“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缺陷，给阅读带来了不便，于是大量编年体史书的出现又在宋代史学家面前提出了另一个新的要求，即创建纪事本末体。完成这一使命的是撰成《通鉴纪事本末》的袁枢。袁氏创建此体，对

《资治通鉴》虽未增一字，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清章学诚语），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这就为以后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开了先河，有始创之功。

二十世纪初，考古发掘有很大进展，甲骨文、汉简、敦煌卷子大量出现，西洋汉学东渐，历史学的发展又需要开创新的局面。于是象王国维这样的杰出史学家出现了，他们把考古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与西洋汉学结合起来，因而能做出新的伟大贡献，成为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不但能利用自己广泛的外文知识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诗证史，而且力求发现中国中古时期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从总体上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他所过分强调的种族和文化并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真正关键因素，但这种方法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大大启发了史学工作者的思路。如果王国维和陈寅恪继续死守乾嘉遗风，闭目塞听，不问时代的新要求，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二十世纪的史学泰斗了。

由此可见，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认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力争为自己的时代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我觉得自“五四”以来，史学阵地上的中心使命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历史，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在这方面力争有所作为。这一中心使命的出现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五四”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又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历史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新”就新在这些革命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这样，时代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通过这样的研究向全国人民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宣传革命的理论。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象陈寅恪那样杰出的史学家虽然也企图探求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但由于他不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因而始终没有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关键和规律，面对于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来说，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恰好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如果今天再提倡“回到乾嘉时代”，那就不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上倒退，甚至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也是一种倒退。如果说，我国史学在“五四”以前在漫漫长夜中暗自摸索了两千多年，始终没有发现一条通向历史发展规律的光明大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光芒一旦照射到历史科学领域，就为我们开拓了攀登科学之巅的康庄大道。

我们这个时代，谁能在完成这样的中心使命方面做出贡献，谁就能成为成就最大的史学功臣。郭沫若同志正是由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史料，分

析甲骨文，才破天荒地做出了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科学结论，为我国史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范文澜同志也是由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全面地研究中国历史，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巨著，得出了一系列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因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回顾解放以来史学界所走过的历程，虽然在整理古籍、考证辨伪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我们最大的成就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出、讨论和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尽管在运用理论研究历史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我们在这方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与缺陷只居从属地位。这是国内外史学界有目共睹的。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生物学如果只把眼光局限于一科一目，甚至一种植物或动物，那就永远也出现不了进化论。达尔文之所以成为达尔文，就因为他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如是研究历史仅仅局限于考证历史人物的生年、卒年和某些史籍的成书年代，那就必然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永远也解决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正如同青蛙博士、蜻蜒院士永远也不能成为达尔文一样。

强调大量史学家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并不意味着对乾嘉以来的校刊、考证之学可以弃若敝屣。用一定的人力、物力校点、整理古代的史籍是必要的，考辨史书的真伪版本、对史实进行考证都是不可少的。即令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来说，史料学也是一门必需的辅助学科，考证史书、史事也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运用理论研究历史必须以信实的史料做基础。单纯在理论的高空盘旋而不在史料上站稳脚根，或者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引用了伪书和上了史料的当，同样都不能做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但以过多的人力、物力搞离开理论指导的研究，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考证、校刊上，就不合适了。我们应当把“兴奋点”摆正。

而且，即就考证工作而言，恐怕也需要有点理论指导，历来认为单纯搞考证、辨伪工作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无涉。只要伏案读线装书就足够了。应当承认，干这一行，确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能做出成绩，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大多至今仍有价值，并没有因时代变化而被推翻即是一例。但尽管如此，我总觉得，假如搞考订、辨伪工作也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无疑这种工作必将有显著提高，理论在这一行中并非无用武之地。譬如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区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力求全面掌握事物而不玩弄个别举例，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前后发展变化观察事物而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这些方法运用到考辨史籍、史事方面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古人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确曾自发地、朴素地运用过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自觉地加以运用，岂不是会超过古人？至于根据史料的阶级性、政治派别性对它进行考辨，那我们所达到的高度更是古人所望尘莫及了。

（原载《光明日报》1982 年 2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