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不能苛求于古人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评论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然而，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苛求古人的现象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许多论者不顾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阶级斗争形势，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我们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例如，因为孔子轻视劳动就否定他的教育思想；韩愈不支持柳宗元的政见和苏轼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就把他们打成保守派，甚至因此抹煞他们在历史上从事文化活动的贡献。又因为曹操镇压黄巾军和林则徐主张镇压太平天国，就否定他们应有的历史作用。这些看法显然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观点。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讲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曹操、林则徐镇压农民起义， 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在对他们作出评价时指出他们镇压农民起义的过错是必须的。但如果仅仅以这一点全面否定他们的功绩，那就是对古人的苛求。

苛求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是经常出现的一种顽症，有时甚至在纠正苛求古人的倾向时，有意无意地又会重犯苛求于古人的错误。在拨乱反正中， 对由于“左”的影响而苛求一些古人的批评时，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对另外一些古人又做了不恰当的苛求。

例如，在如何评价农民战争领袖的功过上，苛求的倾向就比较突出。过去在评价农民战争领袖时，确曾有过美化和拔高的现象，这当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有些论者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对农民战争的历史进行总结时，却不承认农民战争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反而说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多， 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停滞不前，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也归罪于农民战争。有的还统计某某次农民战争死了多少人，借此来论证农民战争的“消极作用”。这种研究方法，表面上似乎很客观，实际上却极不科学。因为，农民战争之所以会爆发，并不是农民无缘无故拿起刀枪来造反的。农民战争都是爆发在封建统治极端腐败，农民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秦末、隋末、元末、明末，正是由于农民战争起来打破极端腐朽的封建王朝，封建社会的历史才得以发展的。农民战争领袖的杰出之处，恰恰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率领本阶级的群众起来打破旧王朝，把历史推向前进。农民战争领袖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把农民战争领导到胜利，其结果不是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就是蜕变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然而，指出这一点，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总结农民战争的历史规律，绝不能以此来否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应苛求于古人。但并不能以此作为对历史人物护短的借口，相反地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也必须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人无完人，

不管是如何伟大、杰出的人物，他们的作为也不能不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 因此也就不可能没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多次称赞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还以非常辛辣的笔调，指出资本一到世上来，“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们还多次指出，资本的历史是对人民大众的“可怕的残酷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是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 829、830 页）。这为我们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供了又一个范例。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无论是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古人，还是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或者是用“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来替历史人物的消极方面护短，都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要求的，因而也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