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白钢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指出：“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近二十几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53 页）

建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文艺工作者用很大的精力去熟悉农民，反映革命战争的生活，而且广大史学工作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研究上去。中国农民战争史也在历史学领域里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国三十二年来，史学界对历代农民战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发表各种论文三千五百余篇，出版各种资料集、专著、论集和小册子近二百种。然而，大家在评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现状时，却普遍感到不满意；就是致力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同志，也感觉研究工作不大好深入下去。那末，问题究竟何在呢？

从客观上说，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把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大搞“古为今用”的影射史学，在农民战争史领域里制造了一系列混乱，使农民战争史这门新兴的学科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要全面恢复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它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从主观上说，我们的研究工作本身，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具体的研究不够，却急于概括，这是一。就研究工作的程序而论，本来

就应当是先研究经济史，再研究政治史，最后研究农民战争史。就农民战争本身而言，则应先从断代的农民战争的研究入手，一次起义一次起义的研究，而后再进行总体的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农民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来。但是，以往的研究程序却是颠倒了的。一般地说，大多是上来就单刀直入，直接抓农民战争，以至有的文章一开口就是从陈胜吴广扯到太平天国，老是在尽人皆知的问题上炒冷饭。这类文章，很难写得深入，所以读者也不爱看、还有些文章写农民起义，总是恪守一个永远不变的公式，无论是哪一次起义，一定要先讲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如何如何沉重与残酷，逼得农民活不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于是起义爆发，经过一番激斗，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最后归于失败，然后再加一句套语：“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固然，这样的文章，你很难说它不对。然而，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数千起农民起义，是不是千古不变，千篇一律呢？当然不是，两千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一幅复杂纷繁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怎么会变成一个模式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论述农民战争的论著，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战争过程本身的考察，仗打完了，也就算写完了。至于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所赋予农民战争的任务、所给农民战争带来的影响，只是 281 作为一种陪衬，或者是采取“穿靴戴帽”的办法，在“历史背景”、“失败原因”、“历史作用”里蜻蜓点水似地交代几句了事。无怪乎读者批评我们失之于肤浅。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曾经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

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 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92 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史的研究，应该从济经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中来解释，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亦然。但我们已有的关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很不够。由于对历代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下去。

理论上的倒退，这是二。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个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史学界曾就有关农民战争的一般理论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这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上，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不是革命等等，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现在看来，那一场讨论，从方法论上说，不是没有缺点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在讨论中，转移命题的现象随处可见，相当一批文章在论证过程中，不大遵守同一律。结果出现了辑录若干符合自己想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便连缀成篇，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特别是对经典作家论述农民问题的出发点缺乏全面理解的现象比较突出。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所有说到农民问题时经典作家都是从建立工农联盟这一角度出发，作两方面的分析，首先肯定农民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其次提出它是一个有缺点的阶级，两方面都不可忽略，研究农民问题要全面看。过去我们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没有这样做，而是对经典作家的话各取所需，用以批评对方。其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长期在一些理论概念问题上徘徊。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又旧话重提，把“帝王思想即皇权主义”、农民政权及其它一些老问题重新论证一番。一时间，论证皇权主义问题、论证农民战争反不反封建的问题、论证有没有农民政权问题之类的文章，又多了起来。但是，这场讨论，并没有超出十年内乱前那场讨论的水平。

如果说理论上的徘徊还情有可原的话，那末，理论上的倒退则完全是不应该的了。我们有些同志出于对“四人帮”践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利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义愤，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归咎于阶级斗争理论本身，提出农民起义不是革命，说造反决不等于革命。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也不能称为革命。因为农民起义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殊不知，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社会革命，一种是社会内部的革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属于后一种。这个问题，本来在十年内乱前的讨论中，早就解决了，现在，又被作为“新”问题提了出来，难道不是理论上的倒退吗？此其一。其二，有的同志提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认为刘邦建立汉朝、朱元璋建立明朝，都是农民战争胜利的典型例子。只要熟悉一下过去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必然失败以及失败的两种结局的讨论情况，便不难看出，这无疑是理论上倒退的又一种表现。至于说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 283“修理工”；农民战争就是上搞特权，下搞平均；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太多，破坏过甚；农民战争多决不是好现象之类观点，就更经不起历史

的检验和理论上的推敲了。其三，有的同志认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断送了封建化所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使社会重新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都阻得了历史的进步。大凡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形成过程的人都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倒退得就更远了。

不言而喻，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无疑都阻碍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那末，出路何在呢？我以为不外乎从理论上和史料上这两个方面入手：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提高我们研究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是促

进农民战争史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当务之急。中国农民战争史这门学科从拓荒到形成的过程表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打开农民战争史秘密的钥匙。近年来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所出现的理论上的倒退，归根到底，是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的结果。就整个史学界而言，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假大空影射史学之后，学术论文趋于求实，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诸多历史事件，考证、辨析一类旨在弄清历史现象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弄清历史现象，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要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弄清历史现象上，或者误以为只有弄清历史现象的论文才算学术，那无疑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写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说：“我的《农民战争》正在完全重新修改。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 卷第 264 页）恩格斯之所以把农民战争看作是德国历史的轴心，原因在于，一五二五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当时德国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而农民战争本身，又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以及德国历史的演进。对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德国农民战争》这部经典著作，读过不止一遍。然而，真正能运用恩格斯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著作，迄今却并不多见。

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还因为，近年来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有些同志提出的一些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例如，有的同志提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没有表现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观点时，给生产力的发展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指的是用生产斗争改造自然界的结果，不承认在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进行的。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当年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就已说得明白：“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04 页）后来，马克思又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2 页）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把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85 简单地解释成为“指的是用生产斗争改造自然界的结果。”把本来复杂的历史关系说得如此简单。又如，某些文

章在论述所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阻碍了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的主要论据时，说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曾被人们误为“新”说而加以称赞。其实，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常识。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的总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应当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在生产中地主对农民的统治与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在产品的分配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等等。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参杂其间。”（《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12 页）封建社会亦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外，还有奴隶制经济的残余形态和小农经济参杂其间。而小农经济，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过，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它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视各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定。在奴隶社会，自由小农就会分化为奴隶主和奴隶，或靠社会养活的无产者。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是受地主经济支配的，它时刻处在分化之中。当然，这种分化逃不出封建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小农必然分化为资产者与无产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小农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则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如果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实际而论，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小农经济有奴隶化和农奴化两种倾向，农民以他们的起义阻止了奴隶化，但是却被地主阶级拉入农奴化的轨道。魏晋以后，社会矛盾十分复杂，但就农民阶级斗争的总趋势而言，是反对农奴化，把个体经济从封建农奴关系解脱出来，结果导致了唐宋以后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唐宋以后，除了辽金元时期由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把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于中原地区，重新加强了农民的农奴化，遭到农民阶级的反抗外，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起了瓦解封建租佃关系，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清除障碍的作用。众所周知，每代封建王朝初期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候，也正是土地兼并逐步趋向激烈、自耕农以加速濒于破产的时候。就中国封建社会自耕农的数量而言，越是到后期，数量越减少，相反，封建专制主义却越来越强化。因此，把本来就不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看成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仅根本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的起码常识，而且在史实上和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为了克服我们现在研究工作中的弱点，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应当大力提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发掘新史料、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是推进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一些王朝末期规模较大的农民战争的情况，比较清楚；而对大量的中小规模的起义状况，则不甚了了；在研究过程中，注重“正史”、政书等文献资料较多，而对于杂史、笔记、文集、方志上的材料所花费的工夫不够。还有一个继续发掘新史料的艰巨任务。史料当然有个鉴别的问题。我们反对不注重史料，而擅长想当然而后发议论的学风，但同时，我们也反对所谓“史料即史学”的陈腐观点。立论要正确，必须有扎实可靠的史料作基础，舍此而想求得正确的结论，那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在运用史料的时候，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那种随处捡来一条材料，就大发议论的作法，固然不可取，但是，那种把自己变成史料的奴隶，只会重复古人的话的做法，也未必就好。我们衡量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的科学性的时候，既要看它依据的资料是否扎实、准确；又 287 要

看它有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两者必须兼备，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

发掘新史料，是促进研究工作深入的必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发掘新史料的同时，要注意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于一代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的总体情况，一般是置诸一边的，这就无法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与农民战争的内在关系，无法说明农民起义的历史规律和各次农民起义的特点，以及农民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其症结乃是研究农民战争的同志不研究社会经济史，不探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因而，就封闭了我们的视野，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以至于对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就拿军事史来说吧，我们有的同志在论述农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时，往往把流动作战、流寇主义、运动战混为一谈，把农民起义军占领的据点、聚落和建立的“寨”，与革命根据地混为一谈；对于一些军事科学方面的专用术语的特定涵义，一知半解，或者根本不了解，就大胆使用。看起来描写得很热闹，但是用科学的“军语”一检验，就闹出许多笑话。农民战争史，应当建立在对多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之上，或者说是多学科的综合，而不应理解为农民造反、打仗、失败的简单过程。它应当成为农民阶级的历史，而不是只有起义时才值得我们去写。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农民群众是人口中最大多数，农民的情况如何，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因此，研究农民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生产与生活、斗争与前途的历史，应当成为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民战争，只是农民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把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扩展到农民史的范围上去研究。要通过农民史的研究，揭示农民前进的方向。这样，对于我们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同志来说，就有许多新领域、新课题等待我们去开拓、去研究。其中，首先要加强对封建社会经济史和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

（原载《光明日报》1982 年 1 月 11 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一些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