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史学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几个问题

在史学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揭露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把经济史研究摆在重要地位。

阶级本身是个经济范畴，阶级就是指那些与特定的生产关 121 系、剥削制度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列宁在概括阶级的本质时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382—383 页）他明确认为阶级是由经济关系中“四个不同”，特别是由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所决定的。“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33 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时，总是着重揭露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济关系；研究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斗争规律；指出各个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阶级不同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著作，都是着重从经济上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的。恩格斯在批判唯心史观时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29 页）

应该肯定，由于解放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投入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因而他们比较重视运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

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史中的有关问题。五十年代初期史学界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理论界片面夸大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史学论坛上出现了离开阶级斗争据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片面地大讲特讲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因素的决定作用。事情正象恩格斯指出过的那样，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都只是在大谈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时，当作从属的因素顺便提到过。1890 年恩格斯在论及历史科学的任务时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他批评德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32—433 页）恩格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各部门经济史，然后才有可能对政治等思想观点作出科学的说明。列宁在阐述俄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工作方向时，同样强调“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274 页）如果说，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国史学界一度对经济史研究有所忽视的话，那末，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就更谈不上任何历史科学研究了。他们根据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反革命影射史学，大肆叫嚷要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来改编历史，他们不但抹煞儒法斗争的特定的经济的、阶级的内容，而且公开把儒法两家思想斗争看作是全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猖狂挑战，是他们唯心史观的大暴 123 露。无论从清算林彪、“四人帮”唯心史观谬论，或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着眼，都有必要重新强调把阶级斗争和特定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提高到更重要地位。

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还要求我们具体地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特殊性。

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既然在生产关系中的所处的地位不同，有着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各阶级的特殊利益，特殊的思想习惯，心理气派等等。各阶级成员对于社会历史上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针。统治阶级总是要制定一套维护他们利益的法律和制度，组织一定的机构并扶持那些为他们存在而辩护的各种意识形态。而被统治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保卫自己利益的组织等等。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人们的言行，而且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观点、制度，都体现一定阶级的要求。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按照阶级社会本来的样子去考察历史现象，必然要求我们学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从纷繁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揭示出它所体现的特殊阶级的利益；学会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人物言行的性质，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意义，估计它的阶级作用。列宁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

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434 页）

研究阶级社会历史应该具体分析各个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分析这个基本阶级矛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找出矛盾双方在具体斗争中的关系。同时，还要在同一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分清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等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研究阶级社会各个阶级代表人物言行，或各阶级所发动的重大事件时，重要的是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具体阶级背景、利益、动机促使人物、事件的出现。在这方面不能简单地用一般的阶级性的套语来代替。而是，要求我们充分估计到阶级斗争现象的复杂性，防止公式化、简单化。历史研究中的唯成分论，应该说是这种错误倾向的重要表现。

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具体事实出发，考察某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活动对哪个阶级有利，指出它们的阶级作用。列宁说：“要是一下子看不出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3 页）我们在研究某些思想家、政治家言行时，当然要估计到他们个人出身、家庭条件对他们言行的影响，但是决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用个人出身、成份来解释他一生的言行。因为个人出身、成份对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影响，决不是千篇一律的，在不同人身上会具有很不同的情况。同样出身、成份的人，甚至兄弟之间，都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用填表格的公式说某某人因为他出身劳动人民，于是他的思想必然进步、世界观必然唯物、辩证等等，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我们对孔子思想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把孔子思想体系放在当时鲁国、春秋末年整个阶级斗争背景下考察，看看孔子活动时代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决定当时社会进步的主要阶级力量是什么，阶级斗争中基本政治问题是什么，孔子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他的这些回答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总的倾向，到底对哪个阶级有利，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到底是 125 促进，还是阻碍等等。至于孔子父母是谁，他的个人出身成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言行，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不过，如果认为通过考证，肯定孔子出身于平民，不是贵族，然后就下结论说“他的革命性正由他的阶级成份上来”，显然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了。孔子是否是平民还是一个未决问题。姑且算他是平民成份，那也只是问题的开始，还必须进一步阐明他的阶级出身、家庭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父亲教育等等对孔子世界观形成的具体影响，而不能根据他的平民出身，就推论出他一定革命。因为平民成份的人，有革命的和不革命的。要说明某某人为什么革命，单讲他成份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同样成份，会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倾向？如果有人认为考订出孔子成份，就算是解决了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那不是出于丑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也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臆断。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按其个人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恩格斯的父亲是资本家，列宁的父亲是一省的教育总督，他们出身并非工人，但却是举世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说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是就他们所发现、所论证的思想体系，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根本不是依据他们个人出身、成份来判定的。那么为什么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能够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呢？马克

思、恩格斯依据阶级斗争规律对这类绝非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作出了科学回答：“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协。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曾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76 页）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以其知识为一定阶级服务，并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及其行为的阶级属性，主要看其言行的总倾向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他的言行体现的阶级要求，同他的个人阶级出身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根本相反。以阶级出身来判断历史上思想家、政治家言行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按照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公式来剪裁历史，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当作套语。

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要求我们对剥削阶级作用进行全面估价，不能以阶级义愤去代替科学研究。

要对历史上剥削阶级作出评价，首先就遇到评价阶级活动的基本标准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人认为：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就是评论历史上各阶级作用的基本标准。凡属剥削阶级，统治过劳动人民的帝王将相，既然都无例外地压榨过劳动人民，为争夺统治权进行不断的斗争，从而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应该予以全盘否定，甚至在历史书上可以一笔勾销他们的名字。

对于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劳动人民的苦难，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抱着客观主义的态度，而应深入地研究，揭露产生它的历史根源，阐明剥削形式变化及其最后灭亡的规律性，考察剥削阶级活动同劳动人民的关系，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等等。但不能简单地以剥削作为判定剥削阶级历史作用的基本标准，不加区别地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全盘否定。

对历史上剥削阶级作用进行实事求是地估计，重要的是遵循 127 马克思的教导，根据阶级的存在只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理论，去分析一定阶级的活动的经济根源，考察它们言行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79 页）政党是一定阶级的代表，评价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标准，完全可以用来评论历史上各阶级的历史作用。判断历史上各阶级功过的主要标志不是剥削与否，而是要看它们对当时生产力起什么作用，是促进呢，还是阻碍。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压榨过劳动人民，但它们在一定时期所维护的剥削制度，曾经是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合的，一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在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代替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以及新制度刚确立阶段，新兴剥削级阶曾经是革命力量，甚至是革命方面的领导力量。“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

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90 页）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推行的变法运动，取消宗法贵族世卿世禄特权，对旧意识形态的全面抨击，以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的激烈斗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等等，都生动地表明新兴剥削阶级，在一定时期是生气勃勃的先进势力。它们那时所捍卫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论证的道德和哲学原则，所创作的文学和艺术，都曾不同程度地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对一定时期的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作过明确的肯定。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体会到了历史底不可避免性，他理解到古代底奴隶所有者，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作为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对历史底某个有限的时期，具有正当性。所以也承认剥削即取得别人劳动底收益在某个时期内历史的正当性。”（《新建设》1949 年第 1 卷第 7 期第 17 页）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

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68 页）这一点，更是经典作家多次提到的。

对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实行某种改良政策，也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薪的封建王朝刚建立时，地主阶级中取得胜利的新集团，窃夺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击败了地主阶级中异己的集团，但是新的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却激化了。由于旧王朝末期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尖锐对抗，封建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战争过程中农民大批伤亡、流徙，统治阶级在镇压农民、剪除异己力量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因此，在旧王朝废墟上刚建立的新王朝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恢复和振兴封建农业经济，从发展生产中扩大财源，强化其经济政治实力，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要做到这点，新的统治集团就须要调整其对农民的政策，从暴力镇压转到和平“安抚”。实行某种吸引农民回到土地上来的办法，使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给予农民以某种经济利益，改变旧王朝末期以及后来战争过程中那种无限加重农民负担，竭泽而渔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减轻刑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些政策无疑是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它既有利于农村中的地主恢复封建经济，也有利于巩固新兴王朝的统治。很显然，这种相对缓和对农民统治的政策，不是什么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仁慈，而是客观条件促成的。即旧王朝无限制剥削遭到覆灭的事实，新王朝建立后面临只有恢复农业经济，才能扩大其剥削来源，巩固其政治统治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 129 的。新王朝初期，地主阶级中新的统治集团用不同于旧王朝的改良政策，既然促进了当时经济的恢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评价。不能因为它是统治阶级实行的，是为了长远地剥削利益，为了将来从农民那里捞取更多的赋税等等而加以全盘否定。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政策，任何时候都是从其剥削利益出发的。要求剥削阶级实行一种放弃剥削的政策，不仅是幻想，而且是背离阶级分析观点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善于区别：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哪些政策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哪些政策则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回避分析这一基本问题，用统治阶级政策反正是为了剥削，为了巩固其统治，“天下乌鸦一般黑”等等来代替对具体政策的具体分析，显然是无济于事、无补于认识历史真相的。

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新兴剥削阶级在一定时期维护新生产关系，促进生产

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新兴剥削阶级所维护的新生产关系毕竟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总是力图对劳动者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以满足其无尽的贪欲。新的剥削制度，就其主要方面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来说，确实是劳动人民走向最后解放的进步阶梯。但新的剥削制度，既然仍以剥剥劳动人民为基础，那么，它就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可能不引起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在经常的矛盾斗争中实现的。正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01 页）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新兴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揭露它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从而激起人民反抗的事实。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奴隶制、奴隶主阶级的评价，在《论国家》中对农奴制、封建地主阶级历史作用的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的估计，都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剥削阶级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高度地肯定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阐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血腥剥削，《资本论》用大量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发家史同时就是劳动者被剥夺的历史。“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0、829 页）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新兴剥削阶级，既应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性，又应给予正确的历史批判。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超过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地方。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有意掩盖资产阶级血腥历史的局限性时指出：“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3 页）

〔作者后记：本文发表于《东岳论丛》1980 年第 2 期。后又略加修改编入《历史学概论》（教材试用本，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历史系合编，1981 年版。）这次重新发表，只在个别地方作了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