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和史料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承认理论的指导作用，同时反对把理论作为公式和标签加以套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32 页）“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66 页）毛主席也再三强调反对依靠公式办事的“本本主义”。我们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指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是我们射“的”的“矢”。有了正确的理论，还必须拿它去研究具体问题，拿它去和历史实际相结合，去搜集、分析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既要反对唯史料论，也要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分析史实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有些人，在论述历史问题的时候，不根据具体事实分析，只空谈一般原则，泛泛议论；即使接触到一些史料，也是满足于选择零星的史料，没有对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恩格斯早就批评过这种形式主义倾向。他反对德国许多青年作家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当作公式乱套的错误作法。他们不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搜集、整理大量历史资料，具体分析它的发展不同形态， 探寻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而是把历史史料剪裁得适合预先设想的结论，这种“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 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 178 页）历史的一般理论是各国历史共同规律的总结，我们要根据它的精神实质来分析各民族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具体问题。不去分析这些特殊的具体问题，用一般理论来代替关于具体问题的结论，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是有害的。即使是同样的奴隶制，也有希腊、罗马型的和古代东方型的区别；同样资本主义，德国的不同于英、法， 俄国的也不同于日本。同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道路不同，把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硬套到中国的教条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史论结合，理论和史料的统一。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就是“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821—822 页）

史论结合不是撰写历史作品的技巧问题，而是认识论问题，是无产阶级

党性问题。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认识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当着我们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个揭示社会历史本质的一般科学认识以后，就应以这种一般认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规律； 这样就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一般认识，使它不致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史论结合问题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史论结合问题，还是无产阶级党性问题。因为它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 注意对历史实际的调查研究，不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同时，它还要求我们注意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离开理论的向导去盲目摸索，玩物丧志。所以史论结合是科学的态度，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 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要求，也是克服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必须强调的。

史论结合，理论和历史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使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理论同各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不用说是已往一切历史学家所不可能做到的。在唯心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不仅不能正确分析说明客观历史实际，而且要歪曲历史事实，隐瞒历史真相，甚至伪造历史文件；于是，在他们那里史论不可能有科学的结合。他们那种颠倒历史事实的理论、唯心史观，决定了他们不敢全面地对待历史真实资料；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材料，又处处无情地揭穿他们唯心史观的虚构。在唯心主义史学家那里，不可能做到科学理论和客观实际、论和史的真正统一，从根本上说只能是唯心史观和片断历史资料相结合，即使是历史上有贡献的历史学家，由于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的历史贡献也只可能在某些局部历史问题上作出一些近似历史真相的描述和带有科学性因素的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史论结合同古人“寓论于史”是有原则区别的。“寓

论于史”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写作方法。在历史著作中，有人认为最好的写作方式不应该是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也不应该是先写一段理论，再引一段史料来证明；最好的方式是“寓论于史”。而做到这点就算是史论结合的作品。根据这个标准，他们认为古代许多历史著作，早就是史论结合的范本了。这个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寓论于史”作为古代史学家的具体写作方法，有值得我们汲取的地方，但是他们把论点融合在史料中的史学作品， 是否是客观历史实际和科学理论的统一，那是大成问题的。史论结合的关键不是史料和理论的叙述方法，主要问题是以科学的理论还是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是以客观历史事实还是用虚构的、片面的史料为依据？显然不能把那些将错误理论融合在片面史料之中的“寓论于史”的作品，列入科学的“史论结合”的范围。同时，从本质上、体系上考察，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既是颠倒历史事实的理论，不可能不同客观历史事实发生矛盾。旧史学家为了制造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削足适履，歪曲历史真相。这就是说，在唯心史观史学家那里，不可能有在体系上是科学历史理论和客观史实相统一的著作。把“寓论于史”的作品一律视为“史论结合”的范本，认为是科学理论和客观实际统一的著作，显然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史论结合同古人“寓论于史”的写作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

史论结合就是要求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联系各国具体历史实际，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此，马克思

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学研究实践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反对教条主义。同时，我们还必须重视资料整理工作。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资料太乱太散；解放前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历史资料，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更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今后需要动员更多人员去做资料整理工作。轻视史料工作的学风，必须扭转过来。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要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在积累资料中下硬功夫、苦功夫，讲空话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作者后记：本文写作时曾参考庞朴与我合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大纲》1964 年打印稿］

［原载《文史哲》1982 年第 2 期。此文是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历史系合编的《历史科学概论》（试用本）中的第 8 章，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和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