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历史和史学的虚实

李侃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不仅仅是因为它记录了人类社会前进的足迹和行程，也不仅仅是因为它记载了人类社会在自己的行进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件，产生过什么人物，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能够发现和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预示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前途，使人们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更自觉地创造历史。

历史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是冷酷而严峻的。对以往的历史，人们只能去按照它的本来面目认识它、研究它、探究它的行程和趋向，而不能改变它、任意摆布它。任凭怎样的英雄豪杰、巨人勇士，如果他违背历史的客观规律，向着历史发号施令，那么他就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演出历史的悲剧。

历史，虽然是人类社会以往的陈迹，但是它却并不是僵死的化石和残存的古迹，只供人们去欣赏和凭吊，赞叹和诅咒。那些似乎是无生命的、甚至是被遗忘、被淹没的历史陈迹，它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着现实社会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观念，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它的根源和影响。正确地认识历史，大有助于认识现在，同样地，深刻地认识现在，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历史。

历史科学也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它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人们通常称道有真知灼见、学有专长的人叫做有“真才实学”。可见人的才能有真假之分；学问有虚实之别。评才论学，当然是尚真而鄙假，崇实而抑虚。问题在于怎样认识和理解历史学的实和虚。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或称“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它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学科。就它的功能来说，并不象应用科学那样“实在”；就它的研究成果来说，也不象自然科学那样便于检验。它的虚和实，具有自己的要求和特点。

说到史学的“实”，往往有一种从直感而产生的看法，就是写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古人称之为“信史”，或叫做“秉笔直书”。这无疑是不可违背的原则。研究历史，如果离开了事实，或者歪曲了事实，那也就离开了或歪曲了真理。而离开了事实和真理的历史，当然也就根本不成其为科学。但是，如果把历史学的“实”，理解为仅仅限于罗列史实，考订史实，

搜集史实，证明史实，那也还不能说就是“实学”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说这就是历史科学的全部任务。列宁说过：“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态度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卡尔·马克思》）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并不能以搜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为满足。因为僵死的事实不能描绘出历史实际的生活过程。

研究历史也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条基

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问题在于从什么样的事实出发，要进行怎样的研究和得出怎样的结论。人类社会的历史，源远流长，千变万化，复杂纷繁，千头万绪。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可能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实都弄得清清楚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任何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他总要选取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也就是选取要研究的事实。这种选取，不能是任何别人的命令和意志，而应该也只能是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专长、志趣和眼光。在恒河沙数，千差万别的历史事实中，什么样的事实性质重要，值得考证，值得研究；什么样的事实无关大局，不需要考证和研究，或者即使考证清楚了、研究明白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由任何人来作出规定和裁判。但是，历史事实（包括与事实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或思想学说）的大小轻重，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并不是无法衡量的虚幻之物。举例而言，历史上的一次社会变革，一次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一次革命运动，总不能和随便什么人的吃饭睡觉，结婚生子、下棋吵架等等这些日常琐事等量齐观；历史上诸多的杰出人物，如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等，总不能与随便什么张三、李四、甲乙丙丁相提并论。大体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助于研究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助于认识历史进程、社会变革、发展趋势的事实（包括人物和思想学说）就是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值得考证和值得研究的课题，反之，那些琐屑细小、与社会历史的进程、规律、变革、趋势无关或关系极小的事实，尽管它们在历史上发生过，并且是大量的，也无须乎花很多功夫去考证和研究。

不时听到一种说法，认为研究历史选择课题，范围愈狭窄愈好，题目越小越好，过程和内容越细越好，研究的问题越冷僻越好。理由是这样：既可以就“实”而避虚，又可以很快出成果。而研究大问题，就会“大而无当”，流入空泛。这恐怕是对历史学“虚实”的一种误解。不占有大量的详细的材料，不作刻苦的思考、分析和研究，任意抓住一个大问题，泛泛而论，这种大而空的学风是不足为训的。但“大而空”的反面未必就是“小而实”。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狭、小，僻、细，并不能一概视为“实学”而胜过“大而无当”的空疏。当然，这不是说“小题目”就一概没有研究的价值，在某些看起来是“小”的课题，因为具有典型和普遍性，往往可以因小见大。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的剖析，往往可以窥见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种思潮、一种趋势。研究历史，不但不一般地轻视、排斥“小”题目，而且应该重视和提倡研究那些有着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只是不应该为了图省事、走捷径、抠冷门、找偏题，而把时间和精力心思花费在那些“小而无用”的僵死事实的搜集和堆砌中去。

什么叫“实学”？对研究历史来说，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格忠于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历史事实，提出切实的见解，得出科学的结论，归纳起来就是要“实事求是”。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去研究历史，就会有益于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历史上的是非得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指导现实的运动，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如果这种理解大致不错，那么所谓“实学”就绝不能仅仅限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史实的搜集和考证，以及热衷于琐细史事的铺叙。如果把这些视为唯一的“实学”，并且形成一种学风（不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学风），它就要从表面的“实”向本质的“虚”转化。这在中国的史学史上是不乏先例和

有过沉重教训的。清初大兴文字狱，学者论史动辄有杀身之祸，于是转而埋头于训诂考据，至乾嘉而达于极盛。乾嘉学派当然产生了不少大师和严肃的学者，但这种“实学”所付出代价是惨重的。就在“家家许郑，人人贾马” 的汉学盛行之时，当时的章学诚就抨击过那种貌“实”而真“虚”的考史之学。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事实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他认为把古今割裂，把体用分离，“昧于知时，动矜博古”的学者，“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文史通义·史释》）到了晚清，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考证之学因为不能“经世致用”而日趋衰落。梁启超在谈到考证学衰落的原因时，说除了“环境的变化”之外，还有它本身的弱点和弊病：“其一，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不存，众讼均未由决。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未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为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要之，清学以提倡‘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清代学术概论》）梁氏此论，是否完全正确，姑置之不论，但是他讲清代的考证学以标榜“实”开始，以流于“空”告终，却是颇有见地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崇尚实学，并不是脱离现实、忽视理论的单纯搜集、考据历史事实，更不是为事实而事实，为考证而考证。

把考辨实事当“实学”，视分析评论为“空论”，这是有它的特定社会历史原因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捣乱破坏，使抽象空洞的议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甚至以不摆实事、不讲道理的蛮横“批判”，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流风所及，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或错觉，以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不过就是书本上那么几条现成的原则和结论，就是那么几条固定的原理和公式。因而就减退了一些研究者对理论的兴趣，甚至导致了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忽视。

很难设想，历史学的研究者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没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研究者对于客观的历史行程和历史事实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更不允许篡改和臆造。但是研究者也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摄影师和历史记录员。面对客观的历史事实，需要冷静、刻苦的思考和分析，找出这些历史事实发生、发展和终结的社会历史原因，找出各种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历史事实对社会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对历史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作出自己的判断。这种从事实出发的分析判断，就构成研究者自己的观点、心得和评论。事实是客观的具体的，分析和评论则是反映客观具体事实的思维和抽象。这种分析和评论，越是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就越是接近真理，越是有助于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当然也就越高于事实。对于这样的分析、判断和评论，是不能讥之为“空论”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决不是僵死的教条，更不能成为束缚历史研究

者思想和手脚的框框。她给研究者以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研究者以智慧和勇敢。她能使研究者放开眼界，扩大视野，敢于探索，勇于攀登。在科学研究领域，划定范围，设置禁区、限定题目、预作结论，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应该是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扩展，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决不应该是研究范围的狭窄和研究内容的偏枯单调，甚至是史学的萎缩和萧疏。

原则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但不等于研究历史可以没有原则和不要原则。我们明确宣布研究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别的奥秘，而是因为她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真理，是科学。真理和科学，不是什么圣哲头脑的产物，而是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她来自实践，受实践的检验，又指导实践。所以科学的理论，决不是“虚” 的东西，而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是打开历史奥秘的钥匙。没有理论指导的“实”，不是真正的“实”。研究历史，如果只记得一件一件的事实，只看见历史上一个一个的现象，而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那就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无所适从，迷失方向。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鼠目寸光。对于这个问题，就连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家，也提出过很好的见解。章学诚说：“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

（《文史通义·与邵二云书》）他认为那种没有选择，没有创见，只知搜集史实，株守陈说的所谓“时人名士”是“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文史通义·史释》）谈不上什么学问的。梁启超在抨击封建史学和史家时指出：“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只记载“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而不能使后人“鉴以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新史学》）章学诚、梁启超当然不可能有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是他们强调学问文章，修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则是很值得称赞的。

研究历史需要指导思想，需要理论武器，这并不是为了显示高深和装潢门面，而是为了更深刻、更科学的说明历史。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大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当着没有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以前，往往会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历史事实和浩如烟海、千头万绪的史料面前，彷徨踌躇、欲理还乱，弄不出一个头绪，抓不住研究的要领。待到学习和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有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感。倘如不是一个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者、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一定会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自觉地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历史，才能真正使历史成为“实学”。

（原载《史学集刊》复刊号，1981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