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历史研究中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百家争鸣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在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家的学术（指学术不是指政治）观点都可以一起争鸣。事实上，如一些宗教信仰者，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反对的，但他们同样可以作为“百家”当中的一家来参加争鸣。还有一些国内知识分子中的爱国主义者和国外朋友，他们并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也照样可以参加我国学术界的百家争鸣。

马克思主义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并不排斥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恰恰相反，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由于这门学科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地发

现规律和阐明规律。因此，在历史科学研究中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成为必要了。

1、历史科学的全部任务在于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不能把学术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机械地把学术问题完全和当前的政治斗争挂上钩，这不仅会把学术讨论庸俗化，而且会任意把政治引进学术讨论之中，影响百家争鸣的正常开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和政治无关。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照样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但这是从无产阶级的总的历史任务来看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是“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反杜林论》）但是这种规律又是隐藏在许多偶然现象之中。因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本身代表了无产阶级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利益。这是因为历史发展规律无情地宣告：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战胜资产阶级。正是这个原因，无产阶级史学家就义不容辞地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发展，也正是这个原因，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般都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历史有必然的发展规律。在我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鼻祖梁启超就把历史看成不过是一堆各样货色都有，毫无共性的大杂烩。他说：“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 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学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性’， 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貌剥夺精尽了。”“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去发现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但是，梁启超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看到的只是一些纷纭复杂的“史迹”，而这些“史迹”又都是“不从同”的，所以他断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的‘必然结果’。”（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卷第 2 页）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何炳松，也极力反对历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说法。他说：“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版）资产阶级史学家，由于立场、观点和阶级利益所然，他们是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而社会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史学家，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又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他们可以站得更高，可以摆脱旧史学的狭隘观念和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把人类文明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和连续不断的历史长河来加以考察，在纷纭复杂的许多历史的偶然现象中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来。但是，历史工作者， 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除认真掌握史料之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才能更好地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2、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和鉴别。历史研究是研究过去的，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在阶级社会中，这些史料大多有强烈的阶级烙印，每一个词，甚

至每一个字，一褒一贬，都可能寓有阶级内容于其中，如果没有一个指导思想，用什么思想去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呢？

在史料和理论的问题上，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前提，是根据，离开史料就谈不上研究历史。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57 页）在这里，经典作家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讲了很重要的两点，即：第一要重视史料；第二对史料要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这就明显地区别于旧史家对待史料的态度。

3、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减少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研究问题最忌片面性，而主张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诚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打着别人的旗帜》）近年来，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研究历史，不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比如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纠正过去对农民战争评价无原则的拔高，当然是必要的。但现在有的研究者却反其道而行之， 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一贬再贬，这当然也是不妥当的。比如，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断送了封建化所取得的成果，并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因此，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有的则干脆把农民战争称之为封建社会的“修理工”，而对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也过多地加以否定，认为它会产生封建特权，会产生流寇主义，最终导致农民战争的失败。所有这些，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总是爆发在封建王朝极端腐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滞不前的时刻。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十分腐败，历史的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是没有能力来调整社会出现的危机，而使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证明，只有农民战争能解开这个生产力停滞的纽扣，使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都是如此，这些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得比较好，历史研究中就会减少这种片面性。

（原载《光明日报》1982 年 4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