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阶级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注意阶级分析，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划分为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活动，无一例外都是代表其所属的阶级利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第一卷第 12 页）况且，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他们的功绩与过错，进步与反动，对历史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都不是用一根简单的尺标可以衡量的。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如果不进行认真的阶级分析，就无法揭示历史的真实，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但是，阶级分析是对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上的非劳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出现过以贴阶级标签代替阶级分析的现象。如把历史上一些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特别是其中的帝王将相都说得一无是处。实际上，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近代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许多人出身于非劳动阶级。例如，秦始皇、刘邦、曹操、李世民、王安石、林则徐等等，对历史进程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人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又如郑成功、戚继光、左宗棠等，同样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都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作过贡献。既然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压迫和剥削过农民。如果以阶级属性划线，并以此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那么，这些有作为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就都不能肯定。这样一来，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就变得简单化了。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如果把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一概否定，封建社会历史又怎样说明呢？

在对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中，过去也存在着贴阶级标签的弊病。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观点，凡是地主出身的人参加农民战争，统统被称之为混进农民革命队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农民起义军出谋划策的，则统统被说成是对农民领袖的腐蚀，这种看法当然是形而上学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战争领袖，如刘邦、项羽、张角、李密、黄巢、朱元璋、李自成都不是出身于农民。如果把阶级属性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那就无法说清楚以上的历史事实。其实，同是地主阶级出身参加农民起义的人表现并不一样，有表现很好的，也有表现不好的。如明末农民战争中的李岩和牛金星，太平天国运动

中的冯云山和韦昌辉，表现就很不一样。

阶级标签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在纠正这种弊病的时候，又出现不注意阶级分析的倾向，同样是不可取的。在农民战争领袖人物的评价中，有的对凡是过去因出身地主被贬斥过的，就不加分析地统统翻过来，加以肯定，这当然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地主分子和农民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动机是不会一样的。地主分子之所以加入农民军，固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希望对封建王朝实行权力再分配，但因为他们的行动是指向极端腐朽的旧王朝，这一点是和农民起义军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排斥有些地主分子在农民起义军中继续暴露他们贪婪凶残的阶级本性。有一些地主阶级分子在农民起义军中，进行争权夺利，瓦解斗志，起了很坏的作用。如韦昌辉发动天京叛乱，屠杀了几万太平军将士；牛金星在进入北京以后，到处挑拨间离，排斥异己，瓦解起义军士气。对韦昌辉和牛金星的行为，进行阶级分析也是完全必要的，这不是什么贴阶级标签。

有的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种“框框”，会影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创新。研究历史要创新，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当然也有创新的问题。然而，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不是随心所欲。例如过去把洪秀全奉为神圣，加以美化和拔高，这当然是不科学的。而现在有人为了打破这个“框框”，却把洪秀全说得一无是处，把洪秀全的平均主义的口号说成比封建主义还坏，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平均主义产生了封建特权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要让洪秀全“对中华民族发展缓慢、落后挨打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样提出问题、判断是非，恐怕不能是什么创新， 也不能是什么打破“框框”，因为它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而且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

至于评价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是比较复杂的，尽管他们和封建顽固派有不同之处，但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无疑是反动的。洋务运动的出现，是清王朝国内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产物，也是受世界历史潮流影响的产物。因此，洋务派人物的思想动机、政治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要解决“心腹之患”，有的是要“师夷长技”，有的则提出“制西人以自强”。作为洋务派头子的李鸿章，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过农民起义，在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中俄关系等历史事件中都实行卖国投降路线，是一个不应过多肯定的历史人物。如果因为过去对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具体分析不够，也出现过一概骂倒的情况，有人为了打破“框框”，就从李鸿章的片言只语中论证他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忽略了李鸿章在近代历史上镇压农民起义和投降卖国的事实，那也就很难对李鸿章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至于洋务派以及和洋务派有关的人如左宗棠、丁汝昌、容闳、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与李鸿章是有区别的。左宗棠、丁汝昌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不管他们爱的是整个中国，还是爱的清政府，他们的行为却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也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的；而容闳、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思想后来成了维新改良思想，则是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方面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代表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李鸿章则不同，他搞投降外交，代表大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卖国苟安的利益。可见，同是洋务派人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动向并不一样。

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又将成为混沌迷离而又无线索可寻的一笔

糊涂账。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会重蹈不可知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