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的重要性和目的论

毛泽东同志对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地位，给予充分的估计，并且把这种作用提高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必备条件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我们的国家有着古老的文明，也有古老的史学。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有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①对于祖国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起就湛心探习，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总离不开读史，他反复教导干部学习历史，不仅学中国史，而且要学点世界史。他批评有些干部“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第 3 卷第 798 页）。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第 2 卷第 521 页）干部学习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历史知识丰富思想，发展智能；也不仅以古镜为鉴，通过探寻历史上的兴衰治乱，总结经验教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如果不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而侈谈马克思主义，势必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魄，而使之教条化。而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是导致革命受挫或失败的主观原因。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攸关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 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 2 卷第 801 页）这里，毛泽东同志告知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因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前天发展而来的，只有溯源昨天、前天，才能深刻理解今天。我们从事革命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而射准这个“的”，只有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7—618 页。一九五二年八月北京重排本。以下出自《选集》一、二、三、四卷者，只在文后注明卷数、页码，不设脚注。

中国的今天、昨天、前天，即中国的国情，有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才是可能的。能否“矢”发而“的”中，不是靠夸夸其谈，不是单凭书本，不是凭一时热情，而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认真把握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对于中国现状和历史认识得越深刻，则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也将更正确。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正是建立在认真研究现状、学习历史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上的。

回顾一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学战线上的论战，对我们加深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党和人民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当时诸说纷纭，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者有之；认为二十年以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者有之；认为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者也有之。要对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就必须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论断；而要论定“今天”的中国社会性质，又牵动了对中国社会“昨天”和“前天”的探讨。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清中国社会之所自，就不可能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引出科学的结论。这样，就形成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场论战。他在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时，也吸收了这次论战的理论成果。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及前途诸问题。这一事实充分证明，科学的史学研究决不是躲在古史的暗堡中去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遵命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地阐明祖国的历史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历史的纵深中提供依据。

从上面毛泽东同志对学习历史重要性的论述中，也就表明了他所倡导的研究历史的目的论。我们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也不是单纯地为猎取知识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科学地认识祖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古为今用”，鲜明地概括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指明了为革命事业需要而学习、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只要我们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这个口号，就能有机地把历史这一学科和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并使前者服务于后者。而这样做，将使我们的史学和效命于帝王将相的封建史学划清界线，也跳出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迷宫。但是，对这一口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存在“左”的曲解。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在这个口号下偷运实用主义的私货。他们以古代今，以古射今，演化出荒谬绝论的影射史学。他们的方法论是“学一点、用一点”，每论及一个古人、一件古事，都要达到直接的现实应用目的，甚至不惜以“七真三假” 的手段，通过伪造或歪曲史实来贯彻现实的反革命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为今用”原则本身的弊病，只是暴露了林彪、“四人帮”偷梁换柱的反革命伎俩而已。

毛泽东同志对于学习、研究历史如何达到“今用”，有许多科学而又精辟的见解，堪为治史者矜式。

第一，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引导人们向前看。人类社会运动不息，革命事业奔腾向前。人类就是在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中取得自由的。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历史，自觉地认识历史规律，做历史发展的促进派。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第 2 卷第 701 页）对于古代历史的探讨，决不是要把读史者引到时代的后院中，一辈子与世隔绝地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陶醉在唐虞三代的象牙古塔之中，而对现实的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的振兴漠不关心。恰恰相反，即便我们一辈子从事古代历史的研究，也仍然是为了以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服务于现实。在当前，就是要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效力。这样的学习研究历史，不仅不会贬低或窒息史学，而且会给它赋予无穷的活力，给它以发挥作用的广阔场所。

第二，通过治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对于中国古老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勤劳而又勇敢的革命传统，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革命领袖和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对于无数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历史遗产，给以充分的肯定，热情的讴歌。他鄙薄那些“西方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批驳“中国毫无出路”的悲观主义论调。由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稔之弥深，爱之弥切，民族自尊之心也弥坚。他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第 4 卷第 1516 页）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毛泽东同志把那些爱国主义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为振兴中华做出了贡献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充满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陈胜吴广，抑是与外国侵略者及中国反动派作斗争的林则徐、孙中山，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歌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缅怀“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号召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因为“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第 4 卷第 1499—1500 页）。

第三，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时，十分注意借鉴历史经验，包括党自身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以延安整风为基础，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其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第 3 卷第 958 页）。为了克服和防止党内骄傲情绪，毛泽东同志除教育大家从党史、从陈独秀、王明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外，还号召大家学习郭沫若总结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经验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第 3 卷第 952 页）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引证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此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当受到委屈和“下降”时，能在逆境中锻炼革命意志。同时他又指出，作为党的组织，决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对人作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红旗》1978 年第 7 期），一经发现处理错了，就要甄别、平反。毛泽东同志在教育领导干部要讲民主，要联系群众时，很

风趣地以霸王别姬的故事为例。他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从谏如流”，项羽搞孤家寡人政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最后终于落一个“别姬”的结局。他由此引申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红旗》1978 年第 7 期）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善于以古为镜，从历史事件的正反面吸取经验的宝贵范例。由于毛泽东同志文史根底深，对史事信手拈来，从中发挥引申，会通古今，使闻者如坐春风，神开思化，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