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梁启超、朱执信等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梁在 1902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

“麦喀士”，即马克思；朱在 1906 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们那时何以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还是需要从时代条件上来分析。

列宁在 1912 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分析孙中山的学说时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28 页）。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需

要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需要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

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50 页）。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加上李大钊的一些个人条件，如：在日本接触马克思学说较早，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朴素的辩证思想，等等，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后才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