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史学方法论，并且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结合中国历史实际，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或提出新的命题。

如所周知，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根本方法论的。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阐述和发展，为我国史学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第 4 卷第 1519 页）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范畴，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社会形态、社会思想文化等所作的深刻论述，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篇中，毛泽东同志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论原理来从事史学研究，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史学。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第 1 卷第 292 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又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运用新的宇宙观和历史观考察社会，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其中包括“在历史学方面”、“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第 2 卷第 690、691 页）。

反之，毛泽东同志对统治史坛几千年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作了深刻的批判，以期驱散它对于史学的桎梏。旧的史学由于受唯心史观的主宰，加上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足，不能不从根本上造成历史的颠倒。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旧史学来看，《春秋》、《左传》不谓不古老精赅，二十四史不谓不规模恢宏，《资治通鉴》不谓不体大思深，在记叙事实、考析史料等方面以及某些历史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其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些都不意味着史学已经成为真正的科学。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也不能不不承认

《资治通鉴》的封建性，指出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30 年版第 4 页）。史学之成为科学必须借助于历史唯物论的指导，而历史唯物论一旦和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即导致了历史学的划时代的飞跃，导致了历史学本身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揭示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如何走向科学，揭示史学自身的历史辩证法，其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坚持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只要人们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

发生的实际问题，才会有真正的历史科学。

毛泽东同志不仅对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本文不一一阐述）及其对史学的重要性反复进行论述，而且对如何运用历史唯物论治理史学指明了途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第一，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只能记叙和论述，而不能任意雕饰，滥施斧柯。毛泽东同志认为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第 3 卷第 800 页）。在这里，占有材料是基础，是研究的出发点。决不能乱逞己意去“命令”史实，让史料去服从史家的所谓史意。他强调说：“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第 3 卷第 801 页）这种大量占有史料，从史料中引出具体结论的方法，是把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运用于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表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而只有尊重事实，才能真正尊重真理。沿着这种方法，人们才可能在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建立科学的史学。

为了占有材料，毛泽东同志认为除了征引书本资料外，还要做社会调查，以收集现实的和历史的材料。毛泽东同志本人早期在湖南和江西就做过许多有名的农村调查，向群众、中下级干部、穷秀才、商会会长、小官吏等学习，从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这种方法，不仅对党的工作者从事革命工作行之有效，对治史也很有必要。我国自解放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调查、民族史调查、文物普查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会党等各种专题调查，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在史学方面的运用，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而且是以往书本上不见载录的。

第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历史。自有阶级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现象（除语言、逻辑等外）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观察社会历史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对于社会历史现象作阶级分析，才能使人们看清正反、新旧、美丑、是非，引导人们站在新兴的阶级一边，歌颂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人物和事物。毛泽东同志对于历代农民领袖、民族英雄和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艺家的肯定，都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从他们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中得出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春写的《贺新郎·读史》词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5353 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红旗》1978 年第 9 期）词中纵观古今，上半阕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勾出了一个简明的轮廓，下半阕揭穿了统治阶级宣传帝王圣明以愚弄百姓的骗局，而对于代表下层劳动人民，敢于振臂“挥黄钺”反抗统治者的盗跖、庄

■、陈胜却寄以崇爱之情，论为风流人物。词中贯穿阶级分析，爱憎分明，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

第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全面地、发展地观察历史。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时，还坚持历史主义。毛泽东同志鲜明地表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第 2 卷第 522 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从历史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

出发，在事物的联系中全面地、发展地观察历史，对具体历史问题作具体分析。不仅看到历史事物本身，而且看到它的社会背景；不仅看到事物的今天，还要看到它的昨天、前天；不仅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看到它的反面；不仅看到事物的状态，而且看到事物的原因。

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401 页）。这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想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毛泽东同志在处理党内历史问题时，强调不应着重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以及错误的内容和社会、历史、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孙中山时，也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12 页）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列宁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强调不要否定一切，也不要肯定一切，而是用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对待事物。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应该作这种多侧面的分析。他在论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总计数百次农民起义时，就既高度评价其“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功勋，也指出其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第 2 卷第 619 页）的局限性。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得失，也有许多洞中肯■的评语，如云：“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第 2 卷第 552 页）这种对历史的面面观，避免了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形而上学，切合事物的本来面貌，令人信服。第四，继承历史遗产，但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国典籍之富、文化

遗产之多，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为数多达八万部的古籍及各种文学作品、绘画、戏曲、剧种等，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标志。面对着巨大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就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原则，“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他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第 2 卷

第 522 页）

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其意义一方面在于使遗产不致被抛弃，甚至弄得绝种，另一方面还在于推进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精神、文化建设。继往是为了开来，推陈是为了出新。在战争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就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第 3 卷第 1084 页）一九四二年他还给延安平剧院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辞。解放后，如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亚非作家的谈话，都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上述思想，其目的都是通过对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来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五，有计划地对历史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针对历史研究中的落后状况和无组织状况所提出的。当时最为

迫切的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第 3 卷第 802

—803 页）

毛泽东同志很欣赏苏东坡用分解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关于农村调查》，《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3 日）这种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艺术，应该说不仅对于中国近代史，而且对其他史学领域，也是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的。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编纂《中华民国史》时，就是广泛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研究，进而开展综合性的编纂的。

专题研究也好，综合研究也好，不只是搜罗和排比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第 3 卷第 816、817 页）。这就是说，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具体材料积累的感性认识水平上，而必须运用理性思维，抽引出理论性的结论。特别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是不能回避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辩的。对具体人、事、地、物的微观考证，当然是不可缺忽的，但停止在这种工作上，势必陷入繁琐考证的迷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为只有“乾嘉学派”的名物训诂考证才是“实学”，而对历史进行论证，进行科学的抽象是不必要的，都是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史学家高唱所谓“史料即史学”，只能表示他们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理性思辩以揭示历史规律的恐惧。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占有大量资料，并对之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样立足于历史实际而得到的历史结论，更深刻地把握了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历史研究的触角才能伸进科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