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详细地占有资料，从事实中引出结论

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对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资料，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当然无法说明历史的真实进程。不比较各个历史阶段的综合资料，既不能掌握它们共同的规律，也无法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87 页）“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8 页）所以充分占有可靠的史料，尽可能地弄清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史料与史学，正象生米与熟饭。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谁也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

在怎样搜集和运用资料上，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掌握有关问题事实的全部总和，引用综合的统计资料；把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的区分，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真相；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臆造和诡辩。

在如何使用资料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 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忠实、准确是使用资料的起码原则，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不从既定事实出发，就根本谈不上从历史事实总和中揭露出历史规律，总结出有利于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炮制影射史学，他们随心所欲地捏造历史，颠倒历史事实，完全是由他们反革命本质决定的，是不足为怪的。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使我们一些同志不能或不敢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不能从事实出发，按历史本来面目揭露历史真相。如明明知道秦始皇、吕后之类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阶级局限，却不敢列举史实说明他们专制残暴；也明明知道某些当代历史人物早期的贡献，但也不能无所顾忌地予以适当的肯定；有时甚至根据好一切都好、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观点去剪裁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的历史功绩一再被贬低。至于陈独秀、瞿秋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更是

讳莫如深，不敢触及了。因此，我们也必须正视前几年史学界一些背离实事求是学风的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清除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坚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来编写历史。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是年代不清、真假莫辨；同一个问题的资料，既散见各处，又有不同的记载。因此，如何搜集、整理、审查资料， 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就构成史料学这样一门专门的学问。史料学的任务，是把一定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历史资料加以分门别类，予以批判分析， 去伪存真，确定其来源、性质、用途及其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最后就史料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史料学下面还有目录学、考据学、校勘学等分支学科。

史料学对于详细地占有可靠的历史资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 在整个历史研究工作中，史料学毕竟是一种辅助的科目。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是弄清史料就算完成了。掌握大量史料只是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条件，从而是达到历史研究目的的一个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是反对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学。

把历史科学归结为史料学，用史料学来代替历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解放前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就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集）在他看来，史学家的任务不是通过搜集审查过的史料来阐明历史的真实过程、规律、特点、经验等等，而只是搜集偏僻的史料，发现各种史料的矛盾加以考订哪一个比较可靠等等。如果他们遇到的历史现象过去并没有不同的记载，他们就认为没有什么历史研究工作可做了。这种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考订，拒绝对史料进行概括分析， 从中引出理论性结论，实际上是取消历 159 史科学阐明历史规律，指导人们从事革命实践的重大任务。

在纠正理论脱离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加强史料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史学应回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路上去。这显然是片面的。清朝的乾嘉考据学派运用形式逻辑整理、考订历史资料，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其重要贡献。可是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在涉及对重大历史事件、人物、政治、经济、文化等作综合的历史说明，解剖其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时，便显得无能为力。例如， 集乾嘉考据学派之大成的王国维，凭借大量殷墟出土的新资料，写出《殷周制度论》，确是超过当时类似题目的佳作。但由于形式逻辑方法的局限，他把殷周两朝制度不同，看作是周公制礼作乐，大改殷制，而没有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考察殷周制度的演变，阐明这一变化的社会性质和意义。所以，这种考据学中最有成就的部分，只能作为一些可靠的历史资料供历史研究采用。至于阐明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那就只能是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乾嘉学派考订历史资料的有价值成果，当然应该批判继承。即使对其运用形式逻辑整理史料的方法，也可以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有条件地运用。但是，笼统地认为历史学应走回头路，回到乾嘉学派去，其结果只能是回到史料即史学的老路，把历史科学研究引入歧途。

应该指出，使历史学变为史料学，抹杀研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任务， 实际上必然使史料的考订、搜集、整理失去了正确的工作方向，把史料学引

入死胡同。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应从属于历史科学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