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 他们的得与失，很需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总结。这项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少、很差。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出现某些偏向和错误，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不少错误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得不好，运用得不好而产生，这 313 同“四人帮”统治下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不能相提并论。

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史料的编辑、考订，以及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所提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以前，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蒋廷黻就是以这种观点来描述中国近代史的。他赞赏同治年间主持总理衙门的文祥、奕■，也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如果曾、左、李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觉得辛亥革命也似乎可有可无。至于对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破坏作用。在旧中国，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个观点，认为中国要从农业国家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独立和民主，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富强国家。在旧中国， 有些好心的善良的人不懂得这点，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1 页）至于奕■、文祥、曾、左、李以及张之洞等，是以兴办“洋务”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种失败和上述善良的人的梦的幻灭，性质完全不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蒋廷黻等学者以为可以继承洋务运动的事业，抵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对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确实有不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发展成为近代的工业国家的。例如日本就是。但中国没有过“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想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也是想走这条路，但是走不通。不但维新和君主立宪行不通，辛亥革命也没有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不是去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而是要对这个历史事实给以科学的论证、深刻的说明。

中国是不是要经过革命才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这已经是历史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包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和以后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才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把现代化的建设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虽然我们国家在 1956 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后，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将中心任务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今天的建设事业是过去革命运动的继续。没有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长期革命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建设事业。

现在，国内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我们还有国内外的敌人， 我们还要和这些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要在这个斗争中，保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革命任务并没有结束。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明确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对历史估价的问题，也是和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