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定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地方志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整个历史学一样，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我国古代方志，不管是官修还是私撰，无论叫图经、地记，还是志乘、乡土记，无不渗透着纲常名教的封建主义思想，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掌握、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宋代郑兴裔把地方志和国史一样看待，都当做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他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中国古代方志考》第 236 页）明代薛■认为地方志对维护封建统治是个很大的帮助。他说：“睹其山川景物，则坚其安土乐业之心，观夫忠良孝义，则兴其去恶向善之志⋯⋯岂非政教之一助哉！”（《薛文清公文集》卷十三鄢陵县志序）明代杨宗气也直 385385 言不讳地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嘉靖版《山西通志·序》）清代沁州知州汪宗鲁更说， “治之有民志，犹医者之有方。”（康熙《沁州志·序》）他们这些说法，表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重视地方志，就在于它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传播和宣扬了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

我们现在编修地方志，无可讳言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是为实现四化服务的。具体说来，我们编写的地方志，既担负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任务；又担负着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推进四化建设的任务。因此，我们就必须彻底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完全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编写出观点正确、思想新颖、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新方志。

如何作到观点正确、思想新颖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针对旧志的缺陷，我认为应该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必须明确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把研究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放在首位。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看作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按：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1 页）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59 页）但过去旧的史书、旧的地方志，在存在和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都根本颠倒了。他们不

是以一定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变和社会现象，而是认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根源，在于什么“天命”、“天数”、“天道”，在于什么“圣君明主”的思想意志，因而旧方志多反映其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却少记载经济基础，更少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我们今天编地方志就应当把他们颠倒了的给颠倒过来，要充分反映和研究作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的经济基础，要仔细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中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等等。对于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的历史和现状，都要详细反映、全面记载。只有深刻地研究国计民生，才能透彻地说明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列宁曾经把生产关系比做人体中的骨骼，而把上层建筑比做人体的血和肉。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偏废，也不能颠倒。

2、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那些蹂躏他国的‘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43 页）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过去旧的史书和方志，根本没有劳动人民的地位，把国史变成帝王将相的历史，把方志写成官宦士绅的传记与家谱。我们今天编写方志，就应当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伟大业迹，反映他们的聪明智慧和首创精神，高度评价他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品德。要为农民领袖、能工巧匠、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革命烈士树碑立传，歌功颂德。鼓舞人民继承和 387 发扬我国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和光荣传统，激励人民继往开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反映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人物时，事迹较著者宜写传记；有的则宜列表，如革命烈士表、劳动模范表（或叫英名录）；有的宜作人名录。

3、必须克服“左”倾思想，正确对待地方史和地方上的历史人物。

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使许多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尤其不能正确对待地方史和地方上的历史人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编写的县志中，好多县志是以农民运动史代替历史，以革命斗争史代替近、现代史，甚至有的是凡古皆非，凡旧皆弃，把解放前的地方史一律看作糟粕和罪恶，全盘否定地方上的历史人物。这种思想不仅过去有，就是今天也不能说都解决了。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割断历史，从来就反对对过去的全盘否定。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21 页）这个道理也很容易理解，没有前天和昨天，哪能有今天和明天呢？不善于继承，怎能开创未来？每一个地方是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史又何尝不是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必须明确，农民运动史、革命斗争史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一个地方的历史

就应当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要反映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诸方面。因此，那种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的作法必须扭转。

正确对待地方上的历史人物，这在过去几乎是个禁区。历史是由活动家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而这些活动家是包括帝王将相及其他代表人物在内的。因此，绝对不能用今天的政治标准苛求前人，把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的代表人物，轻率地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必须牢记列宁的教导：“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我们认为凡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有所创造的，我们都应该加以肯定。只要某个人物能为社会提供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作出公允的评价。如清代的祁■藻、徐继畲、张穆、杨深秀，民国时期的续西峰、郭象升、赵铁山、常赞春、景梅九等人，在山西省内外都是比较著名、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在建国后新修的县志和有关书刊上，却只字不提，从不研究。这种情况不扭转，肯定是写不出好地方志的。有的县志提纲，不顾时间先后，把革命烈士放在历史人物之前，把革命政权放在反动政权之前。似乎这样就突出了政治，其实，这是违反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