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气节

气节观是否可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回答是肯定的。从古至今，各个朝代、各个阶级，以至于各个民族，都是讲气节的。崇尚气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孟子在

《滕文公下》提出了一个气节观，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虽然是地主阶级的气节观，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优良传统。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阶级之间对抗、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同一阶级之间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中，都存在着气节问题；气节历来就作为评价人物的不可缺少的标准之一。当然气节和事业的正义性是紧密联系的，站在正义一边，不为利诱，不为威屈，这种气节是值得称颂的；坚持非正义的立场，则不能算是什么崇高气节。

高尚的气节，历来为人们所尊崇。例如，明末农民战争领袖李自成在起义失败之后，拒不降敌的革命精神为后人所敬仰。而文天祥，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他都没有显赫的功绩，然而他在抗元战争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在被俘以后，坚决不投降，并写下了永垂不朽的诗篇《正气歌》。文天祥正是以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留芳千古。史可法之所以能彪炳青史，也主要是他在抗清斗争中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就是在同一阶级之间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中，也有个气节问题。近代史上的谭嗣同，为了改革而不怕流血的精神，至今传为美谈。他那“我自横刀向天笑”的革命精神，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土走向革命道路。

如果不把气节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那么，历史上的秦桧和岳飞，吴三桂和史可法还有什么区别呢？人民历来总是颂扬那些有骨气的人， 而鄙视那些怕死的软骨头；总是把气节作为评论人物高下的一个标准。革命导师评人论史时，也是非常强调气节的。毛泽东同志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又说：“闻一多拍案而起， 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可见，气节观向来是文明社会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的标准之一。然而，有些论者却常常用主观意志去看待历史人物，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

例如，对李秀成的评价，有的论者总以为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是个英雄人物。况且，十年内乱之初，康生、戚本禹之流又把李秀成打成叛徒， 加以挞伐。史学界在为李秀成拨乱反正时，有一种意见，既想把李秀成评价为完整无缺的英雄，又无法否定《李秀成自述》这个充满着颂扬敌人、贬斥自己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意见，认为气节不应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原因是李秀成在被俘之后，立即写了一个“自白书”，竟然喊出“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呼”的声音，并表明对曾国藩要“死而后报”， 甚至还向曾国藩献上了“招降十要”，在李秀成壮烈的一生中，这个不太光彩的晚节，无论如何是一个失节行为。评价历史人物贵在实事求是。过去， 拿李秀成写《自白书》来否定他的一生，显然是片面的。但如果为了替李秀成翻案，又用他的历史功绩来掩盖他实际存在的失节行为，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和李秀成同时代的洪仁■在狱中读到《李秀成自述》之后，立即奋笔疾书，进行批驳，对李秀成表示应有的义愤。而对自己的生死则表示“予每读其（指文天祥）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 今予亦祗法文丞相，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比李秀成稍前一些被清军所俘的陈玉成，在狱中大骂清将胜保是“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 当敌人劝降时，他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这和李秀成的失节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不赞成由于李秀成失节， 就否定李秀成一生的业绩，我们也绝不赞成由于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一员骁将，就把他的污点也涂抹成光圈。

任何宣传都有一个社会效果，颂扬具有崇高气节的历史人物，会鼓舞人们的斗志，鼓舞人们向前看；颂扬失节的历史人物就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为了今后，是引导人们向前看的，宣传和提倡崇高的气节观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之一。

（原载《光明日报》1981 年 5 月 25 日，收入本书时，作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