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史学研究的学风问题

白寿彝

在我个人理解，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应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广泛地理解。

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如何严格要求自己，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有自己传统的。唐代的大历史学家刘知几讲过，作历史工作要有三种长处。一是才，二是学，三是识。这儿讲的是见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这三个条件。后来到了清代，有个史学家叫章学诚，他说，这三种，有一种都不容易，三种都有就更难了。章学诚尽管这样说，他在三种之外又加了一样：史德。今天来看，才、学、识这三种也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是刘知几的时代了，也不是章学诚的时代了，我们不只应该具备这三种，还应该拿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具备这三种长处。

成就有高低，水平可以不一样，但是应该要求自己具备这三种长处。这三个条件不够，在工作上就会有缺陷。史德是章学诚提出来的，但传统很久，很久就讲史德。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历史工作者要求按他那个社会最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不要说假话，要对自己的工作忠诚、负责任，要求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今天，我看这更没问题了。

“四人帮”是最不讲史德的。造谣、欺骗，无所不为。那是最败坏史德的。我们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就是要纠正他们这些败坏，还应该树立起我们新的史德的标准。

才、学、识、德这四样，其实毛主席都从新的高度讲过。毛主席说，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就历史而言，这就是说，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材料而引出新的结论。详细占有材料，就是史学。引出新的结论，就是史识，是历史观点、历史见解。毛主席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高度讲的了，不是刘知几讲的那个了。但从要求的范围、性质来讲，都是类似的东西。毛主席反对党八股，说应该把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应该禁绝一切空话。我看，讲得很实在。一个历史工作者写文章应该怎么写，写书应该怎么写。毛主席提出来了嘛！这就是史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再讲，反对迷信、破除迷信，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古人也罢，今人也罢，不正确就是不正确，正确就是正确嘛。不正确不要相信嘛。这就是史德。这里，毛主席也是从新的角度讲的，是从马列主义的高度来讲的。这四条毛主席都讲了。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史学工作者也是这样做的，有的做到了某一点，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今天提出来，自觉地拿这四项要求自己，是不是说更有意义些。我们作了，不知不觉地作了，但是，自觉地要求自己，对于推动我们历史科学的发展意义很大。

这四样东西，也不是各自孤立的，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史学、史识、史德，联系得更密切些。当然，光有史学、史识、史德，没有史才，毕竟是个缺陷。

现在先谈谈“史学”。

史学问题，按刘知几当初讲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材料的占有，就是毛主席讲的根据详细的材料。主要讲的是占有史料。一个历史工作者要占有史料，

这是个常识。但是在“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下，有的时候就不受人注意，好象不要搞那些材料就可以了，其实那是不行的。你没有扎扎实实的材料做根据，你就不可能有使人信服的论点。

详细占有材料，说起来容易，作起来不容易。怎么叫“详细占有材料” 呢？一是对材料的真实性要闹清楚，闹不清楚不行。它是假材料，你占有它就糟糕了。实际上也没有占有，因为假材料就不能算材料。毛主席不是讲，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吗？要占有，就得作到去伪存真。对这个材料经过考核，经过分析，才能认为它可靠。如果对这个材料并不理解，也还不能说是占有了它。不理解怎么占有啊？“我抄在卡片上，我占有了。”占有没占有？没有。为什么？那材料没变成你的。材料是材料，你是你，你怎么算占有它呢？要变成你自己的，才能叫做占有材料。这一点可不容易啦。材料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这个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你不理解它，不等于你占有它。

举个例子讲。现在不是在讨论古代历史分期吗？在讨论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时候，常引用的，有《诗经》上的两句话，看法不一样。不同的看法，说明有的人就占有了，有的人就没有占有，也可能都不曾占有。这两句话是，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天下雨到公田里边了，接着就在私田里边下雨了。有的同志就说，田有公有私，这时土地私有制出来了。他认为公，是公有的田；私，是个人的田。这是一个解释。有的人解释说，公与私是对等的，大公为公，小公为私。最高奴隶主所有，是公；小奴隶主所有，就是私。这也是个讲法。第三种讲法，搞凉山奴隶制的同志讲，凉山的奴隶可分到一块田地，一块很小的田，这叫作“耕食田”，让他耕种，维持生活，这就是“私”。还有第四种说法，研究傣族社会的同志说傣族社会里有公田，有私田。公田，是领主所有。解放前，云南傣族社会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是领主土地所有制。私，是农奴分了一小部分地，地租性质是劳役地租。先把领主的土地耕种完以后，才可以种自己的。不给领主的土地耕种完，不能种自己的。所以傣族农奴的心情是盼望天下雨，赶紧下，种完领主的田，好赶紧种自己的田。这个解释讲公与私讲得很自然，而且讲“遂及我私”中的“遂及”这两个字讲得好。对公田和私田，农奴们都盼望下雨，紧紧忙忙地把领主的地种了，好种自己的。“遂及”嘛，“马上就”。这讲得很好。但《诗经》上的那两句话是否说领主制下的情况，还没有别的材料来证明。不能说傣族有了这样的情况，这两句诗就应该这样解释。所以在这四种解释中，究竟哪一种占有了材料，都很难说。毛主席讲的“详细占有材料”是很具体的，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看马列主义的书，有的同志翻阅了很多本，凡是与他有关的，都抄下来，他认为抄了就算掌握了。其实，不相干。掌握材料，我看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可是，有的时候，有些材料而且是带有关键性的材料，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这一点，值得提出来，要有个严肃的态度。

再举个例子讲，就是分封制的问题。“分封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三个字的。“四人帮”搞“儒法斗争”的时候，用“分封制”这个名称，说秦以前是分封制。他们反复讲过“分封制”。说秦以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没有分封制了。说分封制是代表先秦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至少在政治制度上是个重要标志。说秦以后，分封制没有了，这是秦以后的一个重大变化。现在一谈这个问题，很多人是这么说的。这种说法是来自《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汉初以来这样讲过，长期以来都是这样说。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条材料应该说没有问题吧？不，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虽然那么讲了，但是作为当时宫廷里的一项决议来讲的。秦始皇究竟是怎么推行郡县制度的，我们不知道，没有记载。是不是他作出了决定，都照他的话办了呢？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咱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央有个决定，在地方上还不是那么顺利贯彻的，秦始皇那时候就那么顺利？也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他下一个命令，要走多少天？一个政治制度会一下子变了？秦以后是不是象“四人帮”说的，就没有“分封制”了呢？也不是。两汉是分封制最发展的时期。

《汉书》的《地理志》，《续汉书》的《郡国志》，都有材料证明“分封制” 没有废。不只是两汉的封国属于这个范围，而且两汉的郡县也跟后来的郡县不一样。那时地方的政权，有相当的独立性。用人、财政，权相当大。跟一般我们所了解的郡县制不一样。这个例子说明，掌握一个材料，不能孤立，要看看是否那样办了。是句空话呢，还是确实作到了；是当时如此呢，还是以后也如此呢。这一条，很要紧。可是我们轻率地对待了当时那个决议：“废封建立郡县”，认为没有封建了，没有封国的问题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再举一个例子。主张两汉是奴隶社会的人，说两汉的工商奴隶主很发展。常常举这样的例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汉书·食货志》上的话，说富人的田连阡陌，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贫的人连锥子尖的地方都没有。从而就说，你看工商奴隶主势力多大啊！我说这条材料，他不一定占有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的是大土地兼并的盛行。大土地所有者，挤掉农民，使之脱离土地，所以致“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发展，怎么是奴隶制度呢？是扩张土地的问题，是封建的兼并嘛。

所以，占有材料的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当然，跟观点是有联系的。但是，要注意，决不要想找材料来支持我的论点。这不是个正确态度。应该对待材料老老实实。还有一点要注意，有的材料可以驳斥我的观点的，注意这些材料，可以使自己的论点比较坚实，比较有所发展。我的观点不对，也可以改正嘛。这个态度很要紧。没有这种态度，任意取舍，各取所需，那是不行的，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当然占有材料还要手勤，看见有用的材料抄下来，不然日子久了就忘了。抄下来，最好用卡片抄下来，这是帮助记忆和积累材料的一种办法。重要的是对材料的反复研究。特别是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要反复研究。第一，要核实它的真伪，看它真实性如何。第二，要研究这个材料的意义是什么，要研究材料与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要牵强附会。不要主观地对待。这一点是我们学风的很大问题。

譬如在分期问题上，有很多争执，同一种材料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有材料本身的问题，不清楚，另外也有我们用材料的人有时是主观用事，不愿意想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如果从两方面去理解理解，不更好吗？以上所说，这是占有史料的问题，就是刘知几所谓史学。

现在谈谈史识。

史识就是一个理论水平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面的问题。知道得太少，见闻不广，不容易长见识。知识面里边也包含有社会实践问题。有些同志社会经验丰富一些，斗争经验丰富一些，看历史会不同一些。

解放以来快三十年了，总的讲，我们史学界的理论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我们有一部分参加革命比较早的同志，水平高一些。解放以后开始学习马列

主义理论的人，到今天，总的讲也是有发展、有提高的。

我记得刚解放的时候讲历史，能引毛主席的话，引马、恩、列、斯的话，这个教师就是不错的。后来，就逐渐学会用经典著作的某一原理、某一个论点同历史上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有时候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也有生搬硬套的，但比解放初期，这毕竟是个进步。今天，不一样了。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粉碎“四人帮”，理论水平又提高了。党央中提出来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提高了。历史工作者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也应该努力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个别词句。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说，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当然，这个发展可大可小，水平有高有低■。

现在有好多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史上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大家在争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不知道，解决不了。有的同志专搞这项研究，想研究、有兴趣，但没有材料，靠推测不行。有的同志没有办法，引证几段经典著作，一下子就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了。那不行。中国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要用事实解释，不能这样搞。这个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用经典词句代替历史事实。

考古工作中，发现墓葬里边殉葬品有多有少，有的同志就说，当时有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我看这可能有的。但从贫富不均的现象到阶级分化，这是两件事情。由贫富不均发展到阶级分化，由阶级分化发展到国家出现、奴隶社会出现，不知中间有多大一段过程哩，不能断案断得那么快。奴隶社会什么时候出现的，阶级分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都不好解释。有人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放过。但是也不要急于求得解决，因为没有材料，我们一定得根据材料。少数同志有兴趣研究也可以，不要把过多的精力用在这上面。

甲骨文字出现了，发展到今天所见甲骨文这个水平，不是一天的，需要一定长的时期。从甲骨文字和地下发掘来看，殷商就有了国家。但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还不知道。我们教书的容易犯这个毛病。同学一问就毛了，老害怕答不上。这个问题好解决，对同学讲，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答不上来。这是个正常的答复。

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毛主席说推动了历史发展，多多少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的是这么大的事，要讲吧，讲不出来。过去好多年就是没讲出来。一次一次的农民战争不同嘛。是每一次都推动了呢？还是大部分推动了呢？是这次推动了什么，那次推动了什么呢？是都一样

呢？这可以研究嘛。毛主席说了那么几句话，要看看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能引上一段话就算了。在我们研究得不到家，还不能具体说出来的时候，也不必讳言，研究问题，认识问题，要有个过程嘛。

在史学领域里有没有遗产问题？这个问题我闹了好多年，不敢说有。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什么成绩可以继承发扬的？不敢说。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还有什么可以发扬的呀。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个发展过程。说马克思主义出现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从理论体系上讲。如果不是在体系上，而是在某一具体论点上，是不是有唯物的东西呢，是不是有正确的东西呢？我看还是可以有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大史学家，往往是个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特别是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兴衰的理论和判断，有很多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虽然在体系上不可取，但是零零碎碎的，还是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还是有作用的。当然，这要有所选择。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史记》论秦始皇，就论得很好。它一方面谈秦始皇成就很大，又说他的政治很暴虐。这两条比“四人帮”高得多。两千年前的史学家比他们高多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诸如此类，还有的是。

史识里面，还有个知识面的广窄问题。一个历史工作者的知识面是要广泛些。因为这个学科是综合性的，它什么都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都有点。你怎么办？它就是这么一门学问！你说麻烦，同志啊，对不起，你挑专业挑错了。挑上这门了，就该如此，就得广泛些，那没话说。这一点，我们不行，比不上某些老前辈，拿今天的要求来看，那更不用说了。

高等学校教历史的很多教师，讲得不错，但不能讲哲学，讲战国百家争鸣讲不好。讲好百家争鸣，到宋明理学就不会讲了。宋明理学出来一个“太极”、一个“理”，怎么讲？讲不好。学生听不懂。不是学生听不懂，咱们老师也不懂。讲文学也不会讲，会讲文学家小传，不会讲文学作品，只会讲他写了什么书、什么文章，而文章好在哪儿都说不出个道道来。我们在历史课中，讲了好多政治，历史中有大量的政治史嘛，但对政治制度讲的不多。还有讲历代农民身份问题，不讲军制。当兵的是什么身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讲呢？这方面的东西知道得不多，很贫乏。军制是很重要的一环，在上层建筑中很重要的。现在新问题又来了，你旁的不讲，社会经济发展讲不讲？社会生产力讲不讲？不能躲过吧？这可麻烦了。科技是社会生产力，这得知道多少东西啊！讲古代，有些科技很明显表现生产力，有些不明显。但是，不懂，怎么办？这个任务摆在咱们面前了，很艰巨，要求我们知道得很广泛。这一点不只历史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向，一方面在往“尖”走，一方面是多个学科互相渗透。历史学科本质就要求既要了解很多东西，又要了解这许多东西的内在联系。困难是困难，但它有意义。你不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怎么了解社会的发展呢？了解社会的发展，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为了更了解今天和明天。所以需要更广泛些。我们不能坐井观天，摸几本书就满足了。这是不行的。

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计划很害人，至今还是很害人。五十年代，我们请苏联专家帮我们制订了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实际是中外各“四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八大块”把老师和学生放进了狭窄谷道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看看四周也不行。老师搞的没有发展余地，老是讲那些；同学不能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就知道这“八大块”。

这怎么行！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我了解，还是这样。这个局面一定得变，不能这样搞。历史系不学文学、不学哲学不行，没有点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不能这么狭隘。学点文学，还叫什么“历史文选”，还得加“历史”两字！不是历史就不学。这种指导思想太狭隘了。把自己锁在一个很小的小笼子里，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工作者呢？这必须彻底地改变，不变不行。

我们大学里的助教，大学毕业后留下来的，都是比较好的吧。留下来的，年青很有锐气，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教“八大块”中的那一块。多少年下去就是教这一块，他怎么成长？应该开好多课，开许多新课。前几天报纸上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中国中心可以开一百多门中国课。怎么历史系只“八大块”？这是什么历史系？这倒不是哪个学校的问题，我看很普遍。课程一定要丰富，不然是不行的。

同史识有联系的，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害怕搞通史。教书也怕教通史，写书也怕写通史。

今年，我们在天津开了个历史科研规划座谈会。规划里的断代史不少，通史的考虑就显得差些了。断代史要不要？要。但是，断代史一代一代地并起来，是不是通史呢？不是。通史不等于一代一代地并在一块儿。

通史，要有通史的特点，要能贯穿古今的，才行。不贯穿古今的怎么能叫通史呢？这一段，那一段，接得上轨吗？

研究断代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搞通史。不搞通史，你就不能理解这段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什么地位。说不出来，你这个断代史的水平就很差。所谓断代史，是指全部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段嘛，连这一段在全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都不知道，这算个什么断代史呢？

学校里有这个情况，相当多的教师们不愿意教通史。有的教师教《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就讲其中的一段。有人就叫他们“章节教师”，只讲几章几节嘛！大学教师怎么能是“章节教师”？多难听啊！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这是不错的，但是没有通史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这两个是辩证的，互相联系的，同时都要并进的。通过通史提高断代史的水平。反过来也提高了通史的水平。今天我们要好好提倡通史。我个人的意见，譬如大学历史系，第一年开通史，《中国通史》、《外国通史》，一年讲完。以后开断代史，不要开得那么全，开一、两个，两、三个就行了。断代史讲什么呢？不一定要从头到尾把这几个朝代都讲完。大学嘛，第一年通过学通史，对历史发展的总的面貌有个总的掌握，线索清楚一些。以后开断代史时，给教师点权，让他讲自己的心得，对哪几个问题有兴趣就讲哪几个问题，不要讲得那么全。这样，我看对同学的帮助能大些。大学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工作能力。通过这样的方法，给同学以更好的启发，让他们懂得研究学问。现在，把同学看得好象都是愚盲，都要从头教到底，我不教你就不懂，那有这么回事？老讲那些历史过程，同学们要打瞌睡的，提高不了。

下面讲讲史才

史才是否可包含这两个内容：一是历史文学，一是历史编纂。

我们平常有句老话，叫做“文史不分家”。这是我们的传统。可是，这个传统被打破得很早了。也不知哪年哪月就打破了。现在一般的感觉是这样的：看历史书的同志常有反映，说历史书写得干巴巴，不吸引人。我们自己看看，也是干巴巴的。也许有的人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欣赏，不感到干巴巴。

干巴巴，在今天来讲，还不是最严重的。还有严重的。我们认真看看写的书，有好多词句都有问题，有好多病句。最近我们写《中国通史》，有几个同志在一块把稿子推敲推敲，发现毛病真不少。有时候一句话没有主词。我们学历史干什么？只学点历史知识就行了？不是，学历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写出来让大家看，通过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嘛。但是，我们写出来，人家不爱看，怎么办？群众里有很多人是有历史知识的。但好多不是来自历史书，而是来自历史小说，是从戏台上来的。不是不爱历史，的确是书不行。

我们写历史书，写历史文章，不大注意怎么写，这恐怕也是很普遍的。在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对有的历史文章看不进去，但硬着头皮看，越看越有意思。你说看不进去，是说文章不吸引人，但又说越看越有意思，那是说吸引人了。到底文章好不好呢？我看，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就文章的本质来说，还是有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虽然开始看不进去，但是多看还是看出点味道来。可是，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你看不进去，为什么硬着头皮看，却越看越有意思呢？这是因为你对原来的文章加工了。用你的头脑把文章整理了，所以觉得有点味道。我是这么体会的。有些文章尽管是出自大名家，但这种写法不足为训。

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只是写文章的技巧问题，主要还是史学、史识问题，是不是掌握了大量材料，是不是把材料融会贯通、提高了。这样，确实提出了新的问题，让人家对你提出的问题有了理解，有说服力，能让人家信服，是首要的。没有这一点，你在字句上再斟酌也不行。但是，光有前面的功夫，你表达不出来，还是不行，你有材料，有见解，能够表达出来，让人家爱看，这就又上升了一步。这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但有技术问题，不注意技术问题也是不行的。

司马迁的《史记》，在史书里是写得好的。旁的史书也有写得很好的。譬如说，司马迁写秦末农民大起义，对陈胜、项羽、刘邦这三个人，就有三种不同的写法。他们都想推翻秦，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这反映了农民思想。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呢，是这样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对同一件事情，三个人有三种不同的口气，这写出了三个人不同的性格，说出了三个人不同的思想情感。看起来是很小的细节，但写得很有意义。

司马迁写《李斯传》，李斯在一个粮库里看见老鼠吃粮食，没有人管，就很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开始，司马迁就把这个人写得没出息，写他光考虑个人得失。后来，写李斯要处死刑，他跟他儿子说，现在你还象当年牵着黄狗出西门，“岂可得乎”。写李斯始终考虑他个人，自己怎么爬上去，自己怎么不上算。《李斯传》写得很完整，也承认李斯干了许多大事，但写出了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方面很不行。《史记》中生动的例子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对写历史、教历史都有所启发。

中国历史文学的传统，一是写人物，一是写战争，写得好。《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写淝水之战，写得好。《左传》中写外交词令，《盐铁论》写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的争辩，写得好，写得很符合那些人的口吻、身份，很生动，让人爱看。这些也是我们历史文学的好传统，应该学的。

有时候，通过历史上一件细小的事情，可以反映当时的大问题。《史记》里的《万石张叔传》，写万石君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当郎中令，是皇帝的侍从官，他写了一个奏事的文件，后来这个文件发下来了，他发现“马”字

写错了。他说，“马”字的下面，连尾巴应该是五划，现在少写一划。皇帝怪罪起来，要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又一个儿子当太仆，陪皇帝出门。皇帝问他，拉车的是几匹马？他拿着鞭子点了点，回答说是六匹马。这六匹马，你一看不知道吗？他却用马鞭子一匹一匹地点。司马迁特别写到这一点，干什么？他说，万石君这一家人很“恭谨”，又恭敬又谨慎，得到了主上的欢心，所以他这一家任两千石的官就有十三个人。通过这件小事对汉武帝的政治有很大的讽刺。这对于我们写历史，要不要写细节，都是有帮助的。细节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很要紧的。这既要有见解，还要善于表达。

我觉得，在我们高等学校里应该讲史学名著，不能光讲史学文选。大史学家的名著，讲它三家两家的，对大家的名著，多讲点，了解他们的风格有好处。东选一篇，西选一篇，好处不大。

关于史才的另一个方面，是历史编纂。中国历史著作的体例很丰富。平常我讲有三种：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其实，也不是绝对划分的，是互相错综的。

清代有个历史家叫马■，写了一部《绎史》，他这书的编纂形式就有：编年、传记、纪事本末。还有学案，还有表，还有图。现在我们写历史书，基本是纪事本末体，行文是夹叙夹议，形式很贫乏。怎么让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到丰富多彩，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学风中还有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是史德。

史德问题，今天在我们史学界来说，首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写历史，要求有德，这在中国是有古老传统的。春秋时候不是有这样的事吗？齐国的太史记了崔杼杀齐君的事情。崔杼不让他记，把他杀了。他的两个弟弟也都因为记这件事而被杀了。小弟弟还是接着照样写下去，没有被杀头吓倒。南史听说太史一家子都死了，他就要太史记这件事。后来了解到这件事已经记下来了，才放了心。尽管齐太史有他们那个时代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但尽可能地写出事实的真相，这是个好传统。这个传统，让“四人帮”破坏的很惨，养成一种胡说的风气。今天，我们应该在新的高度上讲史德，就是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更反对不负责的随便说。

史德中还有一条，就是要放眼世界，关心全国。这是很重要的德。你用功埋头搞，不管时代的要求，不管当前的发展形势，说你没有德，不好说，至少是风格不够高。应当看得远些，努力使我们的史学在世界范围里成为最先进的。这是完全应该的。毛泽东思想的故乡，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完全应该，有责任放眼世界，要求自己的史学成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不能自馁，不能自卑，要有这个信心。

学风问题，我讲了四点。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不一定对。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这是作者一九七八年十月在长春对史学工作者讲话的一部分，题目是我们加的，全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