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研究的是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好象同现实无关。但是它并不能脱离现实，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系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定阶段。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了解历史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的现状。因此，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的，所谓“鉴往知来”、“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历史研究。恩格斯在评论英国托马斯·卡莱尔所著《过去与现在》时，驳斥了他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示” 的谬论，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不可阻挡的进步趋势，为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斗争。“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是说明未来的一切必将属于人民。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历史是和现实斗争紧密相联系的。

毛泽东同志也十分强调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的重要性，他把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如果对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无所知，漆黑一团， 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今天。研究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

研究历史是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任何历史学家总要受时代的制约，总要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的要求。他们所写的历史著作总会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和孔子的《春秋》不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史记》又不同。但都反映了各自的时代的特点和阶级的要求。孟轲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说明孔子所以作春秋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特点，适

应他所属的阶级的要求的。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显然也是为了他那个时代，反映他所属的阶级的要求的。司马光的历史著作命名为《资治通鉴》，更说明这是为当时的“治道”而作的。资产阶级的某些史学家标榜“纯客观”，其实他们的著作也无不受到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也无不是反映时代的特点和阶级的要求。他们的著作，并不真正客观，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彻底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从“历史的启示”中预见到未来，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鼓舞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在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历史研究和政治的关系。去年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一年来，许多同志就这个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们应当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影射史学，决不能借口政治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 捏造历史；也不应搞实用主义，迎合时尚，随意叙述和解释历史。历史学家应当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严格按照科学的要求剖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历史研究又不能脱离政治。人类的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要部分，研究历史必然要联系到人类的政治活动，要给以适当的分析和评价，这就会反映出研究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而且，我们的政治是实现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也要求各项工作，包括历史研究工作，与它协调一致。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较远，如某些考据性和纯属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这种研究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历史研究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即使是考据性的纯属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 也常常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与政治发生一定的联系的。这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历史学家是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来促进历史发展的。在我们今天，一个真诚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没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不关心国家社会的命运，不能不使自己的研究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同时也有利于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