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 至 2 世纪

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屋大维，生活在罗马奴隶制社会急剧变化和动荡不安的年代。罗马发展为横跨欧、亚、非的奴隶制霸国后，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都公开暴露出来，因而造成了长期内战和分裂的局面。共和政体已经不能适应奴隶主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也不适应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屋大维沿着恺撒开创的军事独裁之路前进，统一了罗马，稳定了局势。屋大维没有公开采取君主的统治形式，而是

以“元首”的名义进行统治。因为共和制传统势力和影响的存在，所以他把共和时代的统治机构完全保留下来，利用旧的统治形式，行君主统治之实。这种用共和制外衣掩盖着的君主制，被称为“元首政治”。屋大维是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和宗教等大权于一身的君主，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丝毫不亚于古代东方国家的专制君主。

元首政治的建立符合当时罗马历史发展的趋势，罗马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走向全盛时代的。比较稳定的统治持续了 200 年，在广阔的领域内形成所谓“罗马和平”时期。共和国后期已经发展起来的奴隶制经济，到帝国前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

屋大维时代，罗马的疆界北至莱茵河与多瑙河，东抵幼发拉底河，北欧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中亚则为安息、贵霜等角逐之场。

屋大维之后的克劳狄王朝（公元 14—68 年）和弗拉维王朝（公元 69—

96 年），虽然出现过尼禄的暴政和图密善的恐怖统治，罗马帝国的历史仍然继续其光辉的发展。帝国发展的趋势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各行省奴隶主阶级的作用。

安敦尼王朝（公元 96—192 年），国家机构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巩固了元首制度，以皇权极盛，统治稳固著称，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代”。第一个出身于行省贵族的罗马皇帝图拉真，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顶点：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至达西亚、南达北非。安敦尼（公元 138

—161 年）统治期间，对外采取收敛、防御政策，边境大体无事；对内保持与元老院的良好关系，加强对行省的监督与管理，罗马帝国达到极盛。到马可·奥里略（公元 161—180 年）时期，罗马的黄金时代与“罗马和平”同

趋结束。当康茂德继位时，罗马帝国已处于 3 世纪危机的前夜。

在中亚，贵霜国王阎膏珍（约公元 45—78 年）继承父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张战争。他南下征服西北部希腊人所建的王朝，将原属安息和塞族人统治的一些小国归属贵霜，以后并深入印度东南，征服了那里的东离国。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约公元 78—101 或 102 年）统治时期发展到全盛

时代。帝国疆域纵贯中亚和北印度的大半部地区，成为与当时的罗马、安息、中国的东汉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之一，中亚的历史以贵霜为重心而转动。

迦腻色伽的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中国与西方贸易的著名“丝绸之路”，大部分经过贵霜帝国的领土。在频繁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各民族往来密切。各民族生活方式不同，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靠武力征服和武力维系的贵霜帝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公元 1 至 2 世纪的安息，东有贵霜，西有罗马，处在两大国之间，环境本来十分艰难，但是因为罗马的主力北向欧洲，而贵霜的兵马又南向印度，故得以安然无恙。有“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①。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一时期东方的中国。在地主、官僚集团支持下，刘秀于公元 25 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他以“中兴”汉室作标榜，即位以后，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了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并有所改变和发展。他鉴于西汉“强臣之窃命”，强化内朝，授权内朝机关尚书台总理国政，“虽置三公，事归台阁”②。由尚书台总理国政，显示了东汉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转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官秩低，按制度不能统领百官，光武帝就用内朝高官领、录尚书事，以总朝政。这就在事实上取代了法定的丞相，使尚书台与丞相的官职衔接起来。相权由外朝向内朝转移的演变过程，是两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东汉前期，政治势力向西扩展，与中亚的安息发生了外交关系。公元 97 年，班超派副使甘英聘问罗马，时值罗马皇帝图拉真东征之际，安息与罗马武力相向，甘英至波斯湾而返。2 世纪初，东汉的势力退出了中亚。

光武帝以尚书台总理国政，虽然限制了大臣擅权，却为宦官、外戚的迭起弄权提供了条件，这是刘秀所始料未及的。东汉后期的皇帝多是幼年即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仲长统传》。

位，母后临朝，权归女主，依靠父兄以专朝政。即至皇帝年长，不甘心大权落入外戚之手，便扶植宦官与外戚抗衡。在皇权滋润下，宦官势力恶性膨胀，不但随意指使大臣，甚至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上。东汉六后临朝之际，外戚宦官之祸交替而起，不绝于朝。可以说，东汉后期的历史就是戚宦争权的历史。

戚宦之祸根源于皇帝专制制度本身，流毒遍及国中，政治日益腐败，国家机器运转不灵，东汉王朝在戚宦斗争中逐渐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