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黄埔军校归国之初

1924 年 9 月，在秋天的骄阳下，周恩来踏上了阔别四年之久的祖国土地。他先到香港，9 月初乘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彭湃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 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此时的广州，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高高的棕榈树下，火红的木棉花前，经常可以看到红色的革命标语牌和高呼革命口号行进的游行群众。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为事实上的革命政府。各地的革命青年从全国纷纷涌向广州。中共党员彭湃等人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革命骨干。工农运动如星火燎原，蓬蓬勃勃向前发展， 这一切，使初到广州的人感受到浓郁的革命气氛。

然而，在火红的革命大潮中潜伏着一股危险的暗流，这就是蠢蠢欲动的商团武装问题，周恩来一到广州，就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觉察到这一点。商团是民国初年因地方混乱、当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十个商团四千人，连同后备力量约达六千人，其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商团阴谋暴动，企图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年 8 月下旬，商团从香港等地偷运大批军火入穗，被广东革命政府查获，孙中山电令将其全部扣留。商团立即宣布罢市，英国总领事也声言，如果广东政府进攻商团，他们便要炮击广州。而这时，孙中山所能指挥的主力部队已开往粤北，分路向江西、湖南推进，进行反对当时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的北伐战争。广州城内的革命武装力量薄弱。在短短的时间内，形势已变得异常险恶。国民党内部不少人主张退还商团军火，企图与商团实行和缓与妥协。

在这种形势下，刚刚到达广州的周恩来，9 月 7 日写作了《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强调对于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不能有丝毫的妥协。他认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誓不两立，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和平妥协的方法，不能谋中国民族解放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①

10 月 10 日，在中共两广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下，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和警告反动商团大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演讲，他指出：鉴于广州的严峻形势，我们将“双十节”改为“双十警告节”，来警告一切破坏革命的反动派。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

①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

页。

我们只要下定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他在讲演结束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 我们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作示威运动！

下午三时，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遭到商团的武装拦阻，商团向队伍射击，当场打死十二人，打伤十一人，有一百五十多人被商团抓走。商团还到处张贴布告，公然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羊城。

“双十”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革命军人及广大工农群众，强烈要求孙中山采取措施镇压商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因为广州既为反革命势力所笼罩， 号称革命的政府若再希图妥协苟安下去，不但所有的设施将益较从前为反动，国民革命亦将在广东完全破产，工农阶级的解放运动更会被摧残到底”①。远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指挥平叛，他亲自担任会长，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命令广东省长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同时， 令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勘乱。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10 月 15 日，从粤北回师的北代军和黄埔学生军把商团麇集的西关区团团包围起来，经过几小时的战斗，终于把商团的叛乱活动全部镇压下去。

平息商团叛乱，解除了广东革命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右派势力，使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 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的危机仍然是严重的。10 月 30 日， 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向帝国主义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从广东政治现象中，周恩来得出如下结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而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周恩来认为，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免除不革命的耻辱和妥协的色彩，实行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广东政府从军阀挟持中解放出来。

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 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个区委。作为这样一个广泛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更注意从全局上分析国内政治形势，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1 月 8 日，他撰写《中国底政治现状》的文章，对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和演变趋向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写道：“中国底政治现状，是处在一个

① 周恩来：《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 92 期，1922 年 11 月 19 日。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底共同宰割局面之下，一时是不会变更的。” 他认为，革命势力“薄弱得很”的原因是国民党“不知向群众中间努力宣传， 取得群众信用”，而当群众运动发生时，他们又“多是责备群众”，“袖手旁观”，他们“不知要为群众利害奋斗底党，才能取得群众信用，才能使群众相从底重要原则”。周恩来根据当时中国政治状况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欧洲需要的口号是，“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在中国需要的口号是，“变国内战争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策略思想，表现出周恩来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出发制定革命方针的独创精神，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共有三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周恩来领导广东区委主要做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项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这年10 月下旬，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此后，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而又互相猜忌和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北京发生的一切实质上并无特别意义”，孙中山没有必要去自投陷阱。而周恩来主持的广东区委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赞成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11 月 13 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粤北上。广东区委做的第二项工作，是在 11 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由徐成章、周士第担任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决定。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加入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后来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孙中山离粤北上后，留守广东的代帅兼省长胡汉民，借着民选广州市长之机，营私舞弊，欲将其堂弟胡毅生推上市长宝座。国民党右派伍朝枢、谢英伯等人也为争夺市长之席明争暗斗。在政府公布的市选条件中，公然将广州市郊二十多万农民列为“在外之民”，剥夺其选举权。市长选举采取复选制。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郊区农民举行请愿游行，工界前往司法机关控告选举委员会的舞弊行为，广东民族解放协会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市选要加入农民；反对包办；市民要直接选举；反对收买；主张自由投票。” 周恩来领导下的广东区委因势利导，积极领导了争民权、反舞弊的斗争。他先后撰写《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和《中山北上后之广东》，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北上后，“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的卑鄙行为，对胡汉民等人操纵广州市长选举，将市郊农民排斥在外的做法提出质问，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固国民党宣言所郑重承认者也。”目前政府作法与孙中山“市政还诸市民的主张愈趋愈远”，实力“违党义破坏民治也”。他指出，工农阶级应通过这次广州市选觉悟起来。要认识到，革命未成功， 一切民选自治必皆为不革命之人假借而去。革命之国民党中确有一大部分不革命，违党义而做官发财人物。“现今之党政府既建基于此等做官发财之党员基础上，其于革命运动之扩大，工农利益之拥护，漠视乃属必然之势。吾革命之工农阶级乎，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

当时正在天津的孙中山得知广州市选中出现的腐败情况后，非常气愤， 立即电命廖仲恺等人查办。胡汉民被迫暂时中止市长复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