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准备，把握时机

月 24 日上午，周恩来参加了上海区委各区书记联席会议，详细地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并在会上指出：“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议上作军事工作的报告。他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情况，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即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他还就军事准备工作提出五项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第二，加强队伍训练；第三，加强敌军工作；第四，做好武装准备；第五，做好情报工作。

到 1927 年 2 月底，上海总工会会员已发展到近二十九万人，工人纠察队队员已有五千余人，但其中有武装的仅一百五十人。周恩来把工人纠察队按地区划分，组成若干大队、中队和小队，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由特别军委统一指挥，分区行动。他还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在闸北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区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讲课内容有，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经验，城市起义的战略和战术，以及学习射击、修理枪械和制造手榴弹等。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同志又用同样的办法，去训练各区和大厂的广大工人纠察队队员。周恩来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

黄埔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分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以后还担任部分军事指挥工作。侯镜如回亿说：“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①经过紧张的训练，有一千八百名纠察队员可以使用武器了。在武器准备方面，购买了二百五十支手枪，并从租界内秘密地偷运出来。据参加过这次起义的李强回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当时积极筹集武器，购买原料来制造炸药，并在僻静的墓地里进行爆炸试验。”

当时，上海商界发起组织保卫团，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有的工人说：“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亲切地问大家：“我们现在缺什么？”工人说：“缺长枪。”周恩来说：“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各区工人纠察队有一百多人打进了保卫团，仅商务印书馆就有二十多个工人参加保卫团，占保卫团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参加保卫团的工人们，掌握了一批武器，白天作为保卫团员刻苦训练，晚上他们把枪拿回家去训练工人纠察队员，大大加快了军事训练的准备工作。后来起义爆发时，这些参加保卫团的工人们把枪带出来，成为攻打敌人据点的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月中旬，北伐军沿沪杭线向上海推进。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19 日上午，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形势，指出：驻守上海的敌军只剩下三千人，警察两千人，他们军心涣散，已无斗志，而上海市民的革命热情已达高潮，工人纠察队已受到初步训练。另据北伐前线的消息，“松江大战，宜兴确下”。根据这些情况，他果断地提出必须采取行动。他说：“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①下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各区委、各产业总工会联席会议上下达预备动员令，并颁布《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假定后天（21 日）一致动作”的决定，并通过了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制订的起义计划，包括行动时间、作战地区的划分、战斗步骤、纪律等等。起义地点分为闸北、南市、虹口、浦东、吴淤、沪东、沪西七个地区。闸北是起义的重点区，该区的北火车站、第五区警察署、商务印书馆等均是进攻的重点，各区工人纠察队在解决战斗后，均应驰援闸北。

第二天，上海罢工工人已达二十八万人。同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在傍晚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条件终于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