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生活

周恩来于 1 月 29 日被捕，至 7 月 17 日出狱，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半年的

时光。其中了月 29 日至 4 月 7 日，被关押在天津警察厅，4 月 7 日至 7 月 17 日被关押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出狱后，周恩来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整理写出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本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被捕代表在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情况，记载了各界群众对被捕代表的关心和支持，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这两本小册子和当事人的回忆，为了解周恩来的狱中生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九天后被转移到警察厅的监狱，在那里关押了两个多月。据与周恩来同时被关押的群众代表、南开大学庶务主任马千里的记载：“同人被拘在警察厅里，是隔绝交通，是一个人拘在一个地方，也有两个拘在一屋的，大家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会谈，不但对于外边的情形全不知道，就是警察厅里边的一同被拘的一共有多少人，都是姓甚名谁，也全不知道；直到临送检察厅的前一两天，才稍稍放松，大家可以晤谈。”①《警厅拘留记》中写道：周恩来和于方舟从营务处被押解到警察厅监狱后，要求面见司法科长，而警察不允，双方发生争执。这时，杨以德到了，他说：“我是警务处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只管写出来。”周恩来从容镇定地说：“很好！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当天下

① 马千里：《警厅拘留记叙》，1920 年 12 月 4 日。

午周恩来就写了一份质问拘捕的理由书给杨以德，于方舟也写了一份同样内容的质问书。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杨以德不时来到狱中，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想诱使代表们说出学生运动的主使者、学联会报的主编等情况，但都遭到了代表们的严词拒绝。杨以德黔驴技穷，最后使出无限期拖延处置的伎俩，既不公开审讯，又不释放，妄图以此消磨代表们的意志和锐气，平息反日爱国风潮。为了抗议反动当局的拖延政策，代表们于 3 月 7 日致函杨以德，向他提出三项质问：1.按约法非依法不能逮捕，吾等究犯何法？违何项警章规定？ 2.望速公开审判；3.处长曾说：“学校先生误人家子弟，当入十八层地狱；为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当入三十六层地狱。”今拘吾等四十余日，学校已经开学，既不能往学校上课，是学生自误耶？先生误之耶？抑为官者误之耶？这封质问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而反动当局却变本加厉迫害被捕代表，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王墨林患便血症已经一个多月，厅中总没有替他请合适医生调治；杨晓林吐血请过几次医生，总没见请到；并且李权的病重，也是因为医生平常不能仔细诊察的缘故。”①难友们健康情况的恶化，使周恩来等人心急如焚，他们经过商议，决定采取行动给当局的非人道行为以反击。4 月 2 日，司法科传达杨以德的命令，要各队警察对被捕代表严加看管，不准互相来往。这个消息更加激怒了被捕代表，按照商定的计划，周恩来等人向监狱当局发出最后通告。通告中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代表们被捕七十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3 日后全体绝食。4 月 3 日，当周恩来得知两名被捕同学被关进刑事犯拘留所的消息，立即发动全体代表闯进拘留所，与杨以德当面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他答应放回这两名同学。为了配合狱中斗争，4 月 5 日，天津学联会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来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拘代表，他们说：“我们的代表在此关押了七十多天，我们心里实在不安。现在我们来要求替代他们，请厅长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杨以德惊慌失措地回答：“我没有这个权力，请诸位暂且回去，我一定禀明省长。我要不禀明省长，我是禽兽。”他还被迫允许谌志笃、邓颖超等人同周恩来等被捕代表见面交谈。

由于被捕代表中有学生、教员、商人，他们的绝食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与此同时，天津各界爱国人士正冒着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以营救被捕代表。反动当局害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拾，只好宣布：答应代表们提出的条件，保证一二日内将被捕代表送往检察厅。这样，狱中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月 7 日，除因病和未成年的代表提前释放外，其余二十一名代表分乘六辆汽车，被转押到天津地方检察厅。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被捕代表向检察厅提出一系列要求，如：准许大家自由往来；准许购买书报杂志；增加探监次数；代表住室要与民事羁押人住室隔开；晚上房间不准上锁；立即着手案情调查，不能拖延时日，等等。经过代表们坚持斗争，当局被迫答应了上述要求。从此，学联和各界联合会的同志们不断地前来慰问探

① 周恩来《警厅拘留记》，1920 年 6 月 5 日。

视，内外取得了联系。

在检察厅关押的日子里，被捕代表开始了有规律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开展娱乐活动，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方舟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种特殊条件的“监狱大学”的学习。他们开设了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课程，在代表中公推教师辅导，每半月考试一次。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讨论会，讲演会等。被捕代表来自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受过不同程度教育，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帮互学。

在南开学校教员时子周讲完世界工业革命史之后，周恩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价说（即剩余价值学说），

《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这样系统他讲演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多的，这自然与周恩来在日本时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这段在反动派的监狱里担任马克思主义教员的经历，足以说明周恩来是五四时期较早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在狱中，周恩来还以满腔热情主持和参加了被捕代表们搞的一系列活动。4 月 28 日，是巴黎和会强行通过把山东权利和青岛归于日本一周年。“这种可耻的纪念日，很能让我们在狱里的人，生出许多感想。”①当天晚上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山东问题的始末，题目有德国占据青岛的情形；青岛被日占据；日人处置山东的横蛮；中国参战的波折；中国失去山东的自认；和会处置山东的经过；拒签的情形。会后，周恩来还专门写了新闻稿送到报社登载。“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代表们彻底清扫了房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他们用三扇铺板搭成了一个舞台，用几条夹被挂起来作幕布，举行庆祝文艺演出。周恩来和马骏一起演出在南开学校时编演的话剧《一元钱》、

《新村正》等，其他代表也高兴地演出了节目。5 月 4 日是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又是大家被捕百日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②当天下午和晚上，代表们举行集会，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周恩来担任会议主席，由马骏报告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各方面斗争经过，师士范报告五四运动中北京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的情形。报告后举行了文艺演出。通过这些活动，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弥补了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些年龄不同，出身经历各异的代表，紧密团结在一起，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向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月 17 日，他们召开了特别讨论会，讨论社会服务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和对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他们一致认为，出狱后要建立新的组织，发动群众，同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其中主要措施有：商界应由商会组织商业研究所；社会应组织灌输平民知识的小报，或由学生办，或者有这项志愿的人办；学生应成立讲演团，各校分组担任，轮流向城市或乡间出发，演讲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学生应组织平民教育团，单独进行，不与别的团体发生关系，发生影响；学生应该利用课余暇时，加入各界的组织，灌输

① 周恩来：《检厅日录》，1920 年 11 月 24 日。

② 周恩来：《检厅日录》，1920 年 11 月 24 日。

各种知识，等等。

在此期间，周恩来根据狱中被捕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等，从 5 月开始

撰写《警厅拘留记》，于 6 月 5 日完成。对那段历史做了真实的记录。

月 8 日，第一女子师范的李愚如到监狱看望周恩来，带来了她和潘世纶（字述弟）即将赴法国和美国勤工俭学的消息。潘世纶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并参加了学生会报的编辑工作。看到自己的战友马上就要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去寻找真理，周恩来兴奋不已，他用了两个半小时，写作了一首抒情诗，赠给了李、潘二人。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