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

1919 年 9 月 25 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周恩来

办好注册入学手续，进入该校文科学习。后来大学部改名南开大学，并在 11

月 25 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周恩来的大学生活是在反帝爱国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开始的。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着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河南、上海等

省、市代表于 10 月 1 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当晚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在代表被捕后，他积极组织营救工作，并与全国学联和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在“双十节”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随后周恩来赶回天津具体组织实施。

10 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学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纪念会，周恩来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主持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行径。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大会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邓颖超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包围的队伍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途中遭到保安队和警察的拦阻和殴击，邓颖超等十一人受伤。游行队伍最后行进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

为抗议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无耻行径， 13 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17 日又继续罢课两天。周恩来起草了《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发表在当天的《益世报》上。宣言书揭露了北洋政府和杨以德之流“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公民宣战”的罪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其中写道：“此次天津庆祝国庆，由各界联合会发起，通知各界人民赴会。⋯⋯然而杨以德终不死心，派大队警察拦阻我们出发。我们大家同他论理，他却向我们威吓，我们各界人是赤手空拳，秉着爱中华民国的心，去庆祝国庆，我们还有什么惧怕么？一往直前，是我们当然的办法。我们是‘结队成群’，是极有秩序的团体行动。他们不但阻挡，并且还用枪刺枪托伤人，野蛮黑暗，那时的情景，已经达到极点，稍有人心的人，没有不感动的，加上他们所伤的，全是我们有团体的男女两界学生，公民是有目共睹，人人都‘怒不可遏’，⋯⋯主使巡警殴人，他的罪是主使罪，更没有再为警察厅长的道理。⋯⋯我们因此议决短期停课，表示我们促社会觉悟的决心，一致进行，‘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

反动军阀的暴行，激怒了社会各界。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纷纷致电声援天津人民的斗争。北京二十八所学校学生联合举行游行、讲演。上海各界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集会，商店停业一天，晚间还举行了提灯游行，声援天津人民。直隶省署和天津警察厅，一连数天被示威的人潮所冲击。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和直隶省署不得不于 11 月 7 日全部释放

月 1 日在北京示威请愿活动中被捕的各地代表。

一彼未平，一波又起。11 月 16 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并打死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福建学生首先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25 日，以觉悟社社员为骨干，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的爱国斗争。12 月 10 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新学联号召抵制日货，声援福建学生。15 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代表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18 日和 19 日，天津爱国学生开展了对各商号卖日货情况的检查。20 日，在南开大学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场焚烧了在街市检查中没收的十多卡车日货。“烈焰飞腾，烟冲霄汉，人心为此大振。”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0 年 1 月初，传来消息，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同意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

出的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此事无异于火上浇油，更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形成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反动当局又使出惯用伎俩，直隶省长曹锐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企图釜底抽薪，瓦解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主持觉悟社会议，作了研究和部署。提出“反对直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为宣传，并组织日货调查团，深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国难当头，经过学联等爱国团体的工作，天津各界人民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不买仇货、提倡国货” 的口号深入人心，海关工人拒绝给日本商船卸货，各商号在学生的影响下，把日货一律封存，不再售卖。这些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以沉重的打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贯卖国求荣的北洋政府不惜与人民为敌，下令对各界人民的爱国运动进行镇压。

1 月 23 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查出未经呈报的日货灯罩，按规定应全部没收。这时，突然闯进三个日本浪人，残酷地殴打检查日货的爱国学生，并抢走了检查证。这一暴行，激起社会公愤。第二天，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推选马骏、马千里等为代表，前往省公署请愿，提出抗议。反动当局出动军警殴打学生，并将各界代表全部逮捕。25 日，当局将天津学联、天津各界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一律查封，宣布解散一切爱国团体，禁止检查日货，当局的布告称：“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学联骨干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各界群众领袖不少人被捕，周恩来担起了更加沉重的担子。他住在刘清扬家里，和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人继续组织群众，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1 月 27 日，他们组织五千多人集合于南开操场，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大会，发出了“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战斗呼声。愤怒声讨反动当局的卖国和镇压群众的罪行。大会向社会宣布：“开会言论，已失自由，困苦颠连，达于极点，唯一息尚存，誓抱初衷，力谋进行。”28 日晚，周恩来主持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的觉悟社秘密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议认为，北洋军阀政府企图通过暴力把爱国运动镇压下去，从而为所欲为地出卖中国领土，听任“福州事件”横生。局势险恶，千钧一发。民气绝不能因强权而稍馁，民意绝不能因暴力而稍变。必须奋起抗争。会议决定在 1 月 29 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请愿，进一步唤醒国民，同恶势力斗争到底。这次活动由周恩来、郭隆真等出面领导，邓颖超留守接应，刘清扬负责宣传工作，一旦发生意外，迅速通告全国。

1 月 29 日，灰蒙蒙的乌云笼罩着大地，冷风卷起残雪，抽打着城市和行人。各校学生五六千人冒着寒风，冲破军警的阻拦，在东马路集合。下午二时，总指挥周恩来宣布请愿活动开始，并宣读了向北洋政府和直隶省公署提出的四项要求：1.驳回日本通牒；2.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3.恢复天津学联原状；4.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省公署进发，一路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不少市民、工人、店员也汇入了这股洪流。到达省公署后，群众推出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曹锐。四人全部遭到逮捕。军警随着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

枪托刺刀横击直刺，学生们有的头被打伤，有的腿被打折，鲜血染红了省公署门前的土地，有五十余人被殴受重伤，造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当晚，周恩来等四名代表被押往营务处，这是关押死刑犯人的地方，由捕盗营严密看管，条件极其恶劣。由此开始了周恩来长达半年之久的铁窗生涯。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天津，然而，爱国青年没有被吓倒，反抗仍在进行。1 月 30 日，北洋大学约集各校代表到英租界伦敦会教堂秘密集会，商讨对策，号召人民不畏强暴，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31 日，学联召集各校负责人在法租界教堂开会，推选临时负责人，并决定组织飞行讲演队，发动民众，起来营救代表，向全国通电，呼吁共讨国贼。并派刘清扬南下上海、南京等地，向社会各界说明事实真相，争取全国爱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2 月 1 日，省一师、官立中学、法政学校等校学生宣布罢课。与此同时，北京三十九所学校一万余人冒雪上街游行，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上海三万多群众在跑马场举行集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声援天津学生的正义斗争。会后在龙华外交使署举行了抗议示威。紧接着各省、市纷纷集会，致电声援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反日浪潮日益高涨十分恐惧。2 月 2 日，日本驻华公使到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从严取缔学潮，并扬言如此种情况不立即“改善”，日本就将“自筹”对付之策。4 日，在安福系阁员把持下的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通过了“从严处理学潮”的决议。6 日，北京政府颁布取缔学潮和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斥责学生“扰乱秩序”，“显干法纪”，并要采取措施，“轻者查明斥革，重者依法惩办”。形势的恶化，预示着周恩来等被捕代表的狱中生活将经历艰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