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撰稿人

《少年》创刊于 1922 年 8 月 1 日。最初是月刊，十六开本，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四十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作为旅欧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以及法共《人道报》上登载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等译文，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

作为少共中央的宣传委员，周恩来为创办《少年》杂志做了大量工作，他还亲自撰稿，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党原则，批判在旅欧学生中很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在 9 月 1 日出版的《少年》第三号上，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思来阐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写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也只有他，方说得起变更，因为他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并非加以抑止，加以修正，加以和缓的。”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的祸害的根源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他辛辣地嘲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去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既然这样空洞，所以，“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文章结尾写道：“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

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的言论，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句话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周恩来写道： “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

① 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 1 号，1923 年 3 月 13

日，手稿。

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

在《告工友》一文中，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误会，周恩来指出，华工之所以“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原因在于缺乏“声势浩大”的“有团结有组织”。他认为，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华工和勤工同学“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月 1
日，周恩来在《少年》第五号上发表《十月革命》一文，他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之后，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还着重指出在工业后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并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恰恰相反，在发生共产革命的工业后进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因此，不能忽视易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易于握得政权的时机，这样才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关于十月革命的成功之道，他写道，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

12 月 15 日，在《少年》第六号上，周恩来发表《论工会运动》等三篇文章。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他写道：共产党“只是要做成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他本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他的行为如能获得工人的信任，则工会对他自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策略都能一致接受。”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取得政权后则是参与社会经济管理，建设新社会。

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工余》杂志上一篇署名“三泊”的人写的攻击十月革命的文章，《工余》杂志是由旅法中国青年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主办的。三泊认为，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周恩来驳论道：“这真太背事理。俄国之施行新经济政策，其在事的根据上，实有极重要的来源可说。”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俄国共产主义失败”的佐证，相反它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周恩来认为：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呢！“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我们应知俄国现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期中，换言之，便是正处在共产革命期中。”

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周恩来批驳了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 的主张。指出：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变为半殖民

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胡适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胡适鼓吹的这种“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文章还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指出：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透过周恩来在《少年》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共产主义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与五四时期的文章相比，已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同时，也看出他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与他成长经历和所处环境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