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如何巩固革命成果，治理被陈炯明等军阀势力长期蹂躏的东江地区，立即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个任务。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1925 年 11 月 21 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由于当时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周恩来没有立刻就职，而是继续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处理地方行政事务，进行民主改革。在此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发动工农商学各界参加民主改革和革命运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向旧势力和官场上的腐败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严厉处置违法乱纪者。

到汕头后，他委派国民党左派陈卓凡等担任揭阳等县县长，还向东江各县派出检察官，改组和加强了检察工作。同时，他还以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身份向各县派出特派员，负责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并领导当地的农会、工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特派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周恩来指示他们：如果县长是左派，就同他合作；是右派，就各干各的。

月至 12 月间，周恩来下令撤销勾结工贼携款潜逃的汕头市代理市长陈个民，以及饶平、澄海、普宁、潮阳、惠来等县的反动不法县长的职务。委任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到新政权中任职。他还雷厉风行地处置了一批案件：制裁毒害东江人民的鸦片商，查办陈有利、陈坚夫贩卖烟土案；将侵占公地营建私宅的五华县税务局长张谷山撤职查办；取缔各县劣绅把持的县议会；改组由工贼控制的人力车工会和小贩工会；等等。

1926 年 1 月，周恩来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接管了汕头的《平报》，把它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并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泽东曾以“子任”笔名，在这个副刊上发表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文章。

所有这些有力的革命措施，对于稳定东江地区的政治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深得东江人民的拥护和欢迎，为巩固革命政权和以后的北伐战争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在组织政府、管理行政方面的卓越才干。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的结束，东征军总指挥部撤销，东征军总政治部改组为行政公署。1926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正式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① 载 1925 年 10 月 23 日《广州民国日报》。

委员。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他挑起了东江地方革命政权建设和第一军政治工作的两副重担。2 月 2 日，周恩来发出了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通电，提出了他的施政方针：“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聊期实现总理训政主张之初期，立潮梅革命之基础。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旧，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①2 月 11 日，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观革命基础已稳固，如教育、实业、水利、交通诸大端已定计划，从事建设。惟政府之力仍恐有所未逮，尚望各界加以督促与援助，俾建设计划均得实施。”①

此时的周恩来，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东江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之中。他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题词：“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大障碍物。”作为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体察民情，总揽全局，一扫旧衙门那种“徒恃一纸空文”的官僚习气，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2 月 22 日，他主持召开了历时九天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同各县县长、各县群众团体代表共商东江建设和发展的大计，综合解决地方行政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为这次会议拟定了如下主要议题：市长对于市政交通计划、工程布施、财政统计、户口调查、警政改良；县长对于县政府财政统计、户口调查、生产概额、行政计划、警察扩充、土地登记、农工生活、造林计划；教育局长对于教育方针、经费确定、学龄儿童调查、改良私塾；农工会对于农工状况的调查、生活的改良、新知识的灌输；商会对于商务的发展和商品出入口的调查、商业知识的灌输、外国奢侈品入口增减额的调查；妇女协会对于妇女入学调查、生活改良等。这些议题的提出，显示了周恩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迅速、全面地熟悉了地方行政事务，并且对管理和协调这些事务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方法。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其方式是： “先把理论找出，再将历来的政治来证明事实，做政治报告的前提”。他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点， “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作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 他又指出，广东是国民运动最发展的地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是革命政府能够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力量。他提出耍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官污吏，“向外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并对工商联合，进行封锁香港，以及注意政治。”

①会议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结合会议议题，提出和通过

了关于商务、财政、妇女、教育及组织人民自卫军等议案九十三件。

这次会议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和汕头、海丰工农会组织联合举办了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各级基层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扎实稳妥地进行，海陆丰、潮汕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等武装组织，大革命的洪流给被陈炯明一伙统治多年的东江地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

① 载 1926 年 2 月 10 月《广州民国日报》。

① 载 1926 年 2 月 12 日《广州民国日报》特刊。

① 载 1926 年 3 月 3 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 年 3 月 12 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一周年。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出版了《党刊》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号。作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在上面发表了一篇充满怀念之情的纪念文章，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和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他写道：

“伟大的领袖之逝世周年，引起了被压迫人类心弦上悲哀的颤动，深刻的回忆。”

“日夜长流，时代使总理不能再与我们相见，不能再亲临战线指挥我们五十万党员和帝国主义与军阀作剧烈的斗争。不能，不能，已延长了整整一个年头，更将延长至永无尽期。”

“但是，颤动终是一刹那，悲哀刻在心弦上和着那伟大的革命历史之回忆，兴奋终是他的最后产物。”

“因此，悲切的怀想，热情的索回，是纪念总理特刊启幕时的哀音。历史的复习，革命的回忆，主义学说的叙述是特刊的正文，是特刊的物质基础。有了哀音的导演，有了基础的影响，最后便会烘托出原来的刊旨——感动而兴奋，兴奋而努力，努力于国民革命。”

“从纪念到革命，是这个特刊唯一的使命，付托与一切被压迫人类中的读者。愿读者齐呼：为纪念总理兴奋起革命之努力！”

周恩来还和第一军将领何应钦、钱大钧等人一起发表通电，主张遵奉孙中山遗嘱召开国民会议。

就在周恩来雄心勃勃地在东江地区“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为“立潮梅革命之基础”努力工作之时，3 月 16 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同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的请求，宣布免去他的东江行政委员的职务。同时，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要周恩来立即回广州，这样，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交待工作，便在第二天早上乘船离开汕头匆匆赶回广州。他没有料到，此时号称“总理的真正信徒”的蒋介石正在酝酿着一个极其险恶的全面践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