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光的宣言

（1924 年 2 月 1 日）

① 周恩来：《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少年中国》第 4 卷第 8 期，1923 年 12 月。

革命的赤光，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夜已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休忘记——

远的土耳其， 近的印度。 是呵！

要寻求自由， 独立，

原只有接近赤光，

走向世界革命的大道。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接着，文章阐述了《赤光》的办刊宗旨：“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在《赤光》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 文章分析了国内军阀混战的情况，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而指出，新旧军阀都不足恃，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周恩来与王若飞合写的文章《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严厉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文章指出，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盐税共管之后，有铁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将有无线电共管，最后财政共管一出，列强共管中国的阴谋便完全成功了。“到那时共管中国的事实便由这先画龙后点睛的手法中完全实现了。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

在《赤光》第二期发表的《革命救国论》中，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 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他写道，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

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灭一切自由行动， 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间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他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而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官僚买办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3 月 1 日出版的《赤光》第三期，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文章批驳了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诬为“排外举动极盛”、“拳祸将再发生”的种种谰言，论述了爱国、救国运动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文章强调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为救国而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要想将军阀打倒，将国际帝国主义打倒， 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

《赤光》第八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在分析了各派军阀之间内哄不已的历史和现状之后，他提出，结束军阀内哄，拯救国家的希望在于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内哄亦不过证明此混乱之局，军阀自身决无能力整治，尤其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勾结的军阀，更无能力整治， 代之兴的，只有国民革命派。他提醒道：“只是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 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 国民革命派在北洋军阀的内哄的混战中，需要严密的战线，严防其敌人—— 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革命派的集中势力。

6 月 15 日，周恩来在《赤光》第十期上发表《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的文章。他在分析了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之后，阐述了战争必将引起革命的观点，指出：“太平洋上的风云已密布了。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时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文章号召，革命者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起！起！起！勇敢的国民革命之战士，请从今日预备起！”

从 2 月 1 日到 6 月 15 日，在《赤光》第一期至第十期上，周恩来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分析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比起他在

《少年》上发表的文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大大跨前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