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一二”政变的日子里

4 月 11 日深夜到 12 日凌晨，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发生了。

② 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36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 页。

蒋介石是富有反革命政治经验的，他在这个事件中使用了极端阴险和卑鄙的手段。11 日深夜至 12 日凌晨，集结在租界内的上海青红帮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一齐出动，向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发动袭击，枪声刺破了上海宁静的夜空。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反击。正在这时，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二十六军官兵放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就变了脸色，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这时机关枪已经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几处的情况，大同小异。

周恩来当时住在设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在事件发生前，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派人送信给周恩来，邀请他到第二师司令部谈判。周恩来虽然预感到形势危急，但又认为斯烈不会立即动手，还可以利用和争取他，于是就应邀前往。

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去二师司令部谈判的消息后，万分焦急，立即要与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员黄逸峰速找赵舒营救，以防不测。黄逸峰回忆说：“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词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 ‘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赵舒和黄逸峰赶到后，赵舒一面与周恩来打招呼，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斯烈询问事情的经过。原来，斯烈当时并无恶意，他的弟弟斯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在赵舒等人的影响下，斯烈对周恩来素来敬佩。在接到周凤岐袭击工人纠察队的命令后，他仅凭借个人的感情，想让周恩来离开那个即将发生惨祸的危险之地，所以才邀请周恩来赴二师司令部谈判。而他根本没有想到，周恩来对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所关心的是整个上海工人阶级的安危。赵舒与斯烈商量过后，决定立即送周恩来脱离这个危险的地方。赵舒亲自用汽车把周恩来护送到北四川路罗亦农同志办公所在地。赵舒护送周恩来离开闸北以后，心情沉重。当天，他便通电全国，辞去二十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以示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不久，斯烈也称病离开了这支反动军队。12 日清晨起，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后，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工人数万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南市群众冒着大雨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要求立刻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取缔反动团体。

日，上海二十万工人罢工。上午十时，周恩来和赵世炎出席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当游行队伍行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遭到叛军的血腥屠杀，当场打死一百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宝山路血案。当时住在闸北的郑振铎、胡愈之等人，亲眼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在第二天致函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对叛军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控诉。函中写道：“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

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已被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枪械。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三十六军司令部门口守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上之群众，标准扫射，历时十五六分钟，至少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成血海。”“此为昨日午后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他们愤怒写道：“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段棋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乃竟忍心出之。”①

13 日下午，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封闭。 14 日下午，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转成冷酷凶残的刽子手。蒋介石发出了通缉革命者的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并出八万大洋来买他的头颅。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周恩来在 14 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是一处很合适的秘密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