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觉悟社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们志同道合为着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而奋力拚博，历史忠实地记下了他们的光荣业绩。 1919 年

月 2 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患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在急驰的列车上，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二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觉悟社” 成员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9 月 16 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这便是周恩来“伍豪”（五号）、邓颖超“逸豪”（一号）笔名的由来。

周恩来为觉悟社起草了《觉悟的宣言》，阐述了觉悟社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他还写道：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

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周恩来提出，发扬宗旨的办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①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那是 9 月 21 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李大钊和周恩来等谈了很久，才依依惜别。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其中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入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文章。觉悟社的社员虽然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邓颖超后来生动地描述到这种情况，她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铜，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①“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②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科学的真理。据有人回忆，由于周恩来敏锐的思想、深邃的观察力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使觉悟社的讨论会总是风趣盎然，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于 1920 年 1 月 20 日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大三十二开，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话诗。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仅六百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周恩来认为，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

① 《觉悟》创刊号，1920 年 1 月 20 日。

① 邓颖超在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 年 5 月 4 日，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第 10 页。

② 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1957 年 5 月。

无穷的进化。

在《死人的享福》一诗中，周恩来用质朴的语言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