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断发动，亲自指挥

3 月 21 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区委书记紧急会议，区委书记罗亦

① 访问侯镜如谈话记录，1982 年 9 月 11 日。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5 页。

农在会上宣布说：“北伐军昨晚已抵龙华，上海工人今天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消灭军阀毕庶澄的军队，夺取上海！上海总工会已经准备好命令，全市八十万工人中午十二时举行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下午一时全市各区工人开始军事行动，转入武装起义。”他还宣布由周恩来担任这次起义的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会议一结束，周恩来、赵世炎等立即赶到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的起义总指挥部。据当时在场的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黄逸峰回忆：“周恩来同志身穿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平凡朴素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周恩来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和赵世炎一道，一会儿伏在桌子上，对着上海市区地图，边指划边商量，一会儿和外面进来的联络员交谈，听取汇报，指示行动。

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中午十二时，上海各工厂、商店、轮船、码头、机关、手工业工场的工人，以及人力车工人、清洁工人，共计八十余万人，一律罢工。顿时，上海变成了一座瘫痪的城市，工厂停产了，商店关门了，学校停课了，铁路不通了，电话不响了，电灯不亮了，自来水不流了。市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人们呼喊着各种口号，纷纷向预定集合地点集结。

一小时后，数千名起义先锋——工人纠察队，开始统一行动。他们按照周恩来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向被敌人占据的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发起了进攻。起义进展得十分迅速，当时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较顺利。工人们用斧头、铁锉、木棒、铁棍、菜刀、石块和少量的枪支，攻占了一个又一个警察署。已经无心恋战的警察们，急忙脱下黑制服，扬起白毛巾，纷纷逃命。工人们边战斗、边夺枪、边武装，越战越勇。到下午四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时，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敌军兵力厚集的闸北区。周恩来当即决定：调集沪东、虹口和沪西的工人纠察队支援闸北，加强对北火车站的包围。其他各区的纠察队就地维持地方秩序，搜索残敌，追查工贼、敌探，发动群众管制。他还把指挥机构迁到了闸北第五区警察署。起义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四时左右，接到吴淞区委报告，敌毕庶澄部五百人左右，配备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企图从海上逃跑，因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故又掉头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恩来接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召集会议商量对策。他在会上果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指着地图宣布：选择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立即调铁路纠察队员一部于天通庵车站南将铁轨破坏，闸北工人纠察队一部由区委书记郭伯和指挥，在铁路两侧选择有利地形，构筑简单工事，就地埋伏，当列车出轨后，即时开火，包围列车，歼灭全部敌人。

黄昏前后，敌列车缓缓驶向天通庵车站，进入伏击圈。这时火车因道钉被拔而突然出轨翻倒，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向其猛烈射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被摔得晕头转向，又因车门被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不久，沪东和肛口的工人纠察队也赶来投入了战斗。天黑后，敌军一部分士兵下了车，坚守待援。这时，周恩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赶

快投降”。经过一夜战斗，敌军士兵见援兵毫无希望，军心开始涣散，火力减弱。到第二天中午，除少数敌人溜走外，其余四百余人扬起白旗，丢出武器，全部向工人纠察队投降。天通庵车站伏击战的胜利，不仅消除了工人纠察队腹背受敌的危险，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反动派浴血奋战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斗志。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员，并将轻机枪调给正在围攻北火车站的纠察队，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

周恩来在安排、指挥天通庵车站伏击战的同时，对围攻东方图书馆的战斗也做出及时而又重要的指示。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别称，位于宝山路中段，当时它是敌军军需处所在地。这是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守敌有一个排的兵力，并配备有两挺轻机枪和充足的子弹，敌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由于东方图书馆是起义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之间必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战略上讲，这个据点必须早点拿下。起义前，工人纠察队去这里察看地形，已引起敌人注意。总攻一开始，敌军以密集火力向下扫射，拼命死守，使工人纠察队牺牲三人，受伤一人。许多工人急了，准备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也有一些人主张用火攻，把敌人烧死在里面。这时，周恩来及时赶到，他对这种做法加以制止，说：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露，牺牲太大。他也反对使用火攻方式，他说，这个地方最好不要损坏，更不能烧毁，因为这些建筑解放后都是属于人民的。

他在认真察看地形后，决定采用“围而不打”的战术，以减少纠察队的人员伤亡。他一方面指示工人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对面的楼上部署火力，严密监视。敌人一露头，立刻猛烈射击。一方面他要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东侧挖一条一百多米长的交通壕，来保护总指挥部同北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线。他说：我们打下了北站，这个孤立的据点敌人自会放弃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工人纠察队对守敌围而不打，并进行政治喊话，这样坚持了一天。

天通庵车站战斗结束后，原在那里参加战斗的工人纠察队赶到东方图书馆。指挥部用广播喇叭向守敌宣传天通庵车站战斗的情况，劝告他们立刻放下武器，投降人民。下午四时半，敌军用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外，表示投降，并停止射击。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懂得对方悬挂白旗的含义，仍在继续进攻，又牺牲了六个人。这时，周恩来来了。他立刻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总指挥部随着也由闸北第五区警察署迁入东方图书馆。这时，敌人在上海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固的据点——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周恩来就立即赶往北火车站，亲自指挥那里的战斗。

北火车站有守敌两千多人，是守敌最多、武器最强的一个敌人据点，军阀毕庶澄亲自在这里督战。他设计了一个立体的防守工事，北站的屋顶上设有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着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备有迫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重机枪阵地。毕庶澄企图凭借武器上的优势，固守北火车站，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扑。

日下午起义打响后，周恩来一直关注着北火车站的战斗进展，并直接指挥对守敌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他作了周密的部署，指示纠察队员在轻机枪掩护下，在虬江路到北站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以便接近并包围敌人。黄昏后，敌装甲火车上迫击炮及租界方面重机枪的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居民住房着火。火借风势，蔓延开来，顿时形成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上海夜空。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衣物，并向纠察队的阵地上涌来。周恩

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赶到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疏散，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果然，敌军乘这个机会发动出击，准备突围，密集的炮火使得工人纠察队被迫后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亲自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的纠察队向敌人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居民区的大火也被扑灭。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一起扛木料，修工事。突然，一发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立刻卧倒，全身溅满了泥灰。他毫不在意，禅去身上的泥灰，继续干了起来。一位纠察队员对他说：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恩来笑着说：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在场的纠察队员为周恩来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感动，更增强了战斗的勇气。

日下午，毕庶澄见大势已去，悄悄地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五时，按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命令，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准备对北站守敌发起总攻。周恩来站在三叉路口的高地上，对他们讲话。他叙述了各区敌人已先后被消灭的情况，接着说：现在敌人两千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淤口出去也不行，因为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求在六时以前攻占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员士气高涨，立刻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向北站发起猛攻。周恩来还叫纠察队员们准备了许多煤油桶，在桶里点燃鞭炮，发出像机关枪似的声音，使敌人胆战心惊。英勇的纠察队员发出震天的冲杀声，从四面八方猛打猛冲，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六时，起义队伍攻下了这座敌人的最后堡垒，北火车站大楼上飘起了红旗。起义成功了！

当天晚上，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五千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开始时虽然只有一百五十支枪和少量手榴弹，但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又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起义，不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有计划地扩大胜利成果，终于打败了武器精良的反动军警，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并建立起革命的民主政权。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成功记录之一。作为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在准备、发动和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他的坚定果断、细致周密、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领导风格，也对这次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指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①。但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的恐慌，“他

① 《向导》第 193 期，1927 年 4 月 6 日。

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人民要警惕反动派的阴谋活动。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丝毫没有懈怠，他按照党的“一切指挥集中，恩来出来找一个地方接洽重要事”的指示①，密切注视着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潜伏着的那股反革命暗流。他积极部署，使上海工人阶级用缴获的五千支枪武装起来，组织起六万八千人参加的工人纠察队。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成功地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建立起一支崭新的革命工人武装。此时的周恩来已经预感到，一场更艰苦的战斗很快就要到来了。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