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上海起义分析形势，总结经验

上海，这个拥有近百万产业工人的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对外通商口岸，当时正处在反动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帝国主义列国在这里设置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其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形成了“国中之国”。上海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1925 年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便从这里开始。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也设在上海。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准备迎接国民革命军，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在 1926 年 10 月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过于悬殊，以及准备不充分等原因，起义失败了。但是，反抗的烈火没有熄灭，工人群众在殊死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他们在准备着一场新的更大的起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2 月间，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调，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并兼任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在中央组织部只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着手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由于周恩来是当时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所以被调去负责这次起义的军事工作。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是由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的。1927 年 2 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先后占领了嘉兴、杭州。上海总工会于 19 日宣告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了“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 口号。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 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许多工人群众徒手夺取军警的枪支，表现得异常勇敢。当时正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那里的行动。正当第二次武装起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下令北伐军停止前进，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控制下的便衣队和商团也按兵不动，使得孙传芳集中力量，并在租界工部局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向起义工人发起猖狂的反扑，第二次起义又遭失败。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上海区委决定停止暴动。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复工命令和宣言，其中写道：“本会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特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停止是紧密衔接的，中间没有间歇。2 月 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何松林、尹宽、彭述之、萧子章八人组成。同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 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这样， 他就担负起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为了领导好新的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 月 3 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他充

分肯定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起义”，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应该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起义作准备。”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这次起义的两条主要教训：“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周恩来还和罗亦农、赵世炎等人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批评了那种“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懂得民众政权的意义，只是专门等待北伐军到来”的错误观点，强调上海起义的性质“实为民众与北代军合作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为一个反动的局面”。当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自己已

经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把昔日的盟友一脚踢开，他把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视为实现他的野心的最大障碍，已经开始磨刀霍霍了。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等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而又自信地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积极地向一切反革命势力进攻，建立民众政权。绝不能把起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和蒋介石的身上。

除此之外，上海军事形势的变化也为新的起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在北伐军的多次打击下已支撑不住，只得投靠统治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2 月底，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接替原来驻守上海的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毕庶澄部只有三千多人，加上当地警察共五千人左右。毕部刚到上海，对环境不熟悉，防守上露出许多漏隙，加上北伐军逼近上海，军心严重不稳。这种形势， 说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趋于成熟。中共上海区委及时发出了《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指出：工友们是上海市民争自由的先锋，上海市民要得到自由，非以暴力根本铲除残暴的孙传芳的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不可。呼吁工友们夺取武装，以武力回答武力，向新的斗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