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日本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像一个戴着白帽的少女; 朝霞一样灿烂的樱花,遍地开放。年轻的周恩来初次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 感到格外兴奋。南开学校的一些同学已先期到达东京,还组成了南开同学会, 周恩来得到他们不少帮助和照顾。

初到日本,周恩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 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教材和词汇都是英文的,如果日文不过关,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 到日本不久,他就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并复习有关考试课程。

周恩来深知日本求学之不易,他制订了紧张、周密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时时刻刻去用功。”为了闯过语言关,同时也对日本社会有所了解,他坚持阅读日文报刊,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问?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①

来日本之前,周恩来曾对日本寄以很大希望,他认为中国太弱了,像日本一样走“军国”的路未必不是一种救国的方法。到日本后他专门考察了这

①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4 日,手稿。

个问题,经过实地观察,他很快就失望了,在日记中他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 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②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周恩来艰难地行进着,当他发现自己信仰中的某些东西是一种谬误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这种严以律己、知错就改的精神是他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他不断求新进步的一种人格力量。

1917 年底到 1918 年初,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理危机,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至,使他的苦闷几乎达到极点。首先是学业上的不顺,由于方法不当,他的日文进展缓慢,考期日益临近,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 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官费考试临近,届时背城之战,十有九必败”①。正当他为日文问题焦虑万分之时,又接到堂弟的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三叔父贻奎去世的消息。那些天, 周恩来的情绪低落至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里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会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他又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学业上的挫折,失去亲人的痛苦,初到异国的孤寂,使周恩来苦苦思索解脱之路,他一度考虑能否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主义”来摆脱世间的凡事。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亲人怀有深挚感情,把为人类服役作为最大乐趣的人,又怎么可能从“涅槃”之说中得以解脱呢?这个自欺欺人的想法,很快就被抛弃了。对人类、对祖国的强烈使命感终于使周恩来战胜了这场心理危机,继续踏上了前进的道路。在他稍后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 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

② 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 年 2 月 20 日,手稿。

① 周恩来给陈颂善的信,1917 年 12 月 22 日,手稿。

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① 战胜了这场心理危机,周恩来悟出了一些新的道理,“大凡天下的人有

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拚命去做, 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②

2 月 11 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中国有一句俗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 接着他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的打算:“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 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在那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集中力量投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入学考试的准备。3 月 4 日至 6 日参加了考试,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订了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