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南昌起义历史性的决策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7 月 18 日，刚刚从汉口迁移到武昌的中共临时中央，在蛇山山麓的啸楼巷举行了秘密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以贺龙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以叶挺为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全权领导起义。这个决定，不仅因为周恩来在临时中央分管军事，而且还由于他有成功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会后，周恩来立即赶往中央军委，着手布置准备工作。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 要听中央的命令。”

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又写道：“七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 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五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 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等三人很快来到了九江，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与此同时，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吴玉章等人，也因武汉形势紧张，由武昌转移到九江。7 月 20 日，谭平山召集这些同志和叶挺在九江召开谈话会。会上，有的同志显得很激动，主张立即动手。对此，聂荣臻发表意见说，临来的时候，周恩来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决定等待中央的命令。会议还决定不依靠新军阀张发奎的力量，而由共产党人单独领导南昌起义。李立三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得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 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二、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①

①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8 页。

这时形势已更加紧急。对九江谈话会提出的这些意见，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24 日，中共临时中央再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南昌起义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 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及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他还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对起义部队予以军人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

军情紧迫，刻不容缓。当晚，周恩来就告别了邓颖超，在一片夜色中， 踏上了去南昌的征程。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 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 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