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出师讨伐蒋介石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没有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中央特别委员会在秘密状态下，于 4 月 16 日和 18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讨论局势和对策。周恩来在 16 日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愤激的发言。他说： “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 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 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二、军事上， 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 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①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 针对陈独秀等人的右倾主张，意见书强调：“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来等力主坚决讨伐蒋介石，提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18 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议题是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主张我们要有一个结论”。他着重指出：“中央政策动摇，

① 《牺牲》，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印行，1929 年 3 月 15 日。

① 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 458 页。

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初是模糊，后来是妥协”，“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直到缴械以前并未停止。”他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提到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此次大会，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他还批评：“此次运动东方局也要负责，大会也要提出讨论，并要注意以后整个党的统一指导问题。”②

中共五大定于 4 月 27 日在武汉举行，中央通知周恩来和李立三、罗亦农

等，在 25 日前赶到汉口参加会议准备工作，留下陈延年代理上海区委书记。但周恩来因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问题还需要处理，没有马上成行。在聂荣臻的协助下，周恩来拟定了工作计划，将在“四一二”事变中保存下来的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起来。他还对江浙一带的地下武装斗争做出安排。三十年后，他谈到：“那时候，按理应该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果那时我们把力量暂时撤退到农村中去，那就会保持很大的干部力量。”“当时江浙两省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当然比两广， 比湖南、江西要差一点），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当然长期坚持还是有困难的。”①

在反革命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时候，周恩来一直惦念着远在广州的邓颖超。从周恩来离开广州后，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之间音讯不通。周恩来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邓颖超也不知道。“四一二”事变后第三天。广州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清党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此时邓颖超因难产后身体没有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没有活下来， 陈铁军化装去医院找她，要她赶快离开。也就是在这时，她接到了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他。当时广州局势已十分严重。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连夜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由护士送她上了去上海的轮船。5 月 1 日邓颖超到达上海。周恩来在报上看到由邓颖超母亲杨振德署名的找寻伍豪的启事，立即派人去把她们接走。邓颖超先在一个医院内躲了两个星期，以后找了所房子。周恩来在那里一起住了几天，就先动身去武汉了①。

为了避开反动军警的追捕，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化装后由一个交通员悄悄地带他到虹口码头，搭上一艘英国轮船，上船后他躲到三等舱里， 整整两天没有出来。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党派了带着武器的保卫人员与他同船前往武汉。到了九江，才松了口气，周恩来可以到甲板上散散步了。船到汉口时，码头上恽代英正在焦急地等着他，随后，恽代英驱车把周恩来接到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