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旅欧之部

从少共执委到旅欧之部书记

1922 年 6 月，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诞生了。它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场上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十八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章、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一位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妇人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久别重逢，有的初次相识，他们热烈地交谈着。在外人看来，这些中国青年仿佛在搞一次郊外野游。周恩来对地点和环境很满意，他对赵世炎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周恩来报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周恩来最初提议的组织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在章程草案中，周恩来还提出加入组织时要进行宣誓，也有不赞成的，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对此做了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开了三天，最后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全面开始了它的工作。当时，它的总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小旅馆内。赵世炎就住在这里。经常在那儿工作的还有李维汉和陈延年等。周恩来回到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会议情况，着手在德国做发展组织的工作。这些少年共产党员们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生活，尤其是赵世炎和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领导工作，他们坚定、机智，待人诚恳，富有组织才能，在旅欧青年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不久从国内传来消息， 1922 年 5 月，也就是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10 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工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 11 月 20 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他们筹集了一笔路费，派遣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他们立即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己向国内提出了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组为青年团旅欧之部的请求。1923 年 1 月，接到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发自莫斯科的复信，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并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19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 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

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着七十二名少共党员。会议讨论了少共建党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改组案等二十项提案。决定将少共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A、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B、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C、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D、经团员二人之介绍与担保及本团执行委员会之通过。”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十二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上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五人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为执行委员会书记。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①

会议结束后不久，收到了国内团中央 1 月 29 日的来函，批准他们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3 月 13 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介绍了 2 月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说：“在我们这封信尚未写完之时，我们竟得着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许可我们加入的公信，我们看着后，真欣喜无量！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3 月 18 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他们依依惜别。

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在这一年夏天从柏林迁回巴黎，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也是旅欧之部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赵世炎在到达苏联后向中共旅莫支部报告的那样：“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①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过：“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②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下设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四个组织。其中共产主义研究会负责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学生运动委员会“主张维持勤工学生的总团结，同志们活动须量力而为，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华工运动委员会负责通过我党主持的华工总会以及

《华工旬报》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出版委员会负责出版中文月刊《少年》， “因留法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是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

①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

① 中共旅莫支部会议记录，1923 年 4 月 28 日，手稿。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 页。

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①除了主持共青团执委会的常务工作之外，周恩来还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真面目，并与他们展开辩论。在那间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房间里，他经常是通宵不眠地工作，而在生活上却是异常简朴。聂荣臻说：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