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仪表

仪表是一个人自我形象的外部表现，它包括身材、长相、容貌、服饰等方面。在语言交际中，仪表大都是被对方直接感受的，它不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只要一见面，就会影响对方，产生心理效应。特别是初次相见，人们往往会以貌取人。这就是说，给人的初始印象就是仪表，因此，要特别注意仪表美。无论你是在外交场合，在公关场合，在求职的口试场合，在谈恋爱的初次约会场合，都应该非常重视仪表美。仪表美的重要性，在与陌生人的交际中比在熟人的交际中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需要说明：仪表实际由两方面的因素组成。一是先天的，或者自然形成无法改变的，如长相，身材；二是后天的，通过修饰、打扮等可以加以改变和优化的，如通过美化容貌和讲究服饰等，我们着重要讲的是后者。

（一）容貌

容貌是指人的外貌和健康状况。男人长相英俊、体魄健壮；女人长相漂亮、妩媚，都是仪表美的重要条件。有些领袖人物、外交活动家、电影演员，因外貌美而获得人们的尊敬和喜爱的就大有人在。六十年代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同志，在一个外交场合，西方的一位夫人就走过来对他说：“我远看你漂亮，近看你更漂亮。”可见人们，尤其是西方人，对交际一方的外貌是非常看重的。

健康状况也是容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现代青年人，将身体健康看得非常重要。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学生中作过一次调查，问他们是喜欢林黛玉，还是喜欢薛宝钗，他们大多数人回答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林妹妹。原因就是林妹妹体弱多病。很多健美运动员为什么会成为青年人心中的偶像，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健美。

1960 年，肯尼迪和尼克松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当时，尼克松是带病参加的，肯尼迪身体十分健康，又认真打扮了一番。结果，观众在电视屏幕上见到的，尼克松两眼深陷，面色苍白，热汗直流；肯尼迪目光炯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由于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竟选，所以选民们更多的是注意他们的仪表，各自仪表的好坏决定了选票的投向，尼克松因此败

北，肯尼迪幸运当选。到 1968 年，尼克松再次竞选时，就接受了 1960 年的教训，精力充沛，又精心修饰、打扮一番。结果竞选取得了胜利（当然，还有其他种种重要原因）。

在交际中，应该重视容貌的修饰。如五官有缺陷的，应该加以整容，改变或者恢复好的容貌；参加活动前，应该打扮一番，如将头发梳理好，脸要洗干净，女性还要进行恰到好处的美容，不能“不修边幅”。出席交际活动前还要休息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充沛的体力等等。

（二）服饰

服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装，一是饰物（服饰：头巾、帽子、发卡、项链、耳环、胸花、提包、手套、鞋袜等等，手饰：戒子、手镯等等）。人们摆脱野蛮、愚昧状态以后，衣服从蔽体御寒进展到了审美的层次，这在古代就已经开始。汉代的《陌上桑》描写罗敷的外貌，就详细地写了服装和饰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样的服饰再加上先天的漂亮，所以便得到“行者”、“少年”、“耕者”、“锄者” 的青睐，使他们看得发痴，忘乎所以。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西方美学家科林伍德说：“服装传递也是一种语言。” 可见服饰对仪表的影响和交际的作用是很大的。

服饰在“只重衣冠不重人”的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显得重要。曹靖华同志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题目是《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讲到他年轻时（30 年代）在上海以文糊口，生活贫困。有时为了吃饱肚子，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去当钱，但是一身西服和一件长衫是不能不保留的。有时里面连衬衫都没有，也得穿一件空“礼服”，否则坐车都要被蔑视、被欺侮。当今，我们的社会，也常常发生这类事。赵宗预在他的《中国人的交际术》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君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有一天，他身着一件布长衫，去拜访某大银行的经理，想乘电梯上去，被开电梯人阻止，说是送信人不许乘电梯，这是银行的规矩。某君虽然再三声明不是送信人，开电梯人始终不肯相信，只得从盘梯步行上去。某君是吃了服装朴素的亏。真象古人说的：“服之不衷（不合身份），身之灾也。”

在社交场合中，服装怎样才符合美的要求，又有助于交际呢？ 1．应该适合社交环境

在外交礼仪场合，服饰更有严格的要求，应该遵照有关规定。礼斌同志写的《国际礼仪与交际礼节》这本书中，具体指出了“几种特殊场合的服装”：

最隆重的场合应穿着严肃、大方的礼服。如国家庆典仪式、国宴、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国王登基、国家元首任职、国家领导人新年团拜、大使递交国书、授勋等等。这些场合，我男同志一般着深色中山装（现在多数着西服，下同——引者注），女同志着西装或长裙（最好是单色连衣长裙）。

在国外名剧院看剧，听音乐会，一般穿礼服。我男同志可穿深色中山装，女同志着西装或长裙。

参加葬礼和吊唁活动，我男同志一般可着黑色或深色中山装，女同志着深色服装，内穿白色或暗色衬衣，不用花手帕、不抹口红、不佩戴装饰品。

参加婚礼，到朋友家去作客，参加联欢会等，则尽可能穿得美观大方一些，女同志应适当装饰打扮。郊游、远足，可着上下

装不同颜色的便装。

乘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旅行，可穿便装。但如果在登机、上车以前，或者在下机、下车以后，有送迎仪式，则应考虑更换服装。送迎仪式应着礼服。

应符合民族习惯

对于服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传统习惯。这个民族认为是美的，那个民族则认为是丑的。印度妇女喜欢穿束胸明肚的上衣，在中国则行不通；有些民族男子穿统裙，在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则认为不合适。中国许多妇女穿旗袍，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服装，尤其能突出妇女身材的曲线美，实际已成为中国妇女在礼仪场合的礼服。许多来过我国的日本外交夫人也穿旗袍，就是觉得它美。有时，在非正式场合，穿当地民族服装，还是一种非常好的交际方式，使那个民族的人感到非常亲切，一下子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家还记得周总理包着白头巾，穿着白布褂子，赤着脚，绾着裤腿参加云南兄弟民族“泼水节”的照片和电影吧，周总理的服饰多么亲切，体现了领袖和群众、汉族和兄弟民族亲如一家的关系。

又如：1985 年 10 月，在贵州召开第 10 届全国汉语学会研讨会，地点在贵阳。有一天，与会同志去贵阳郊区参加苗族的联欢会，一个美国学者，她是专门研究苗语的，一下车，就换上了苗族服装，当地小朋友们都跑过来围着她，热情地和她交谈，这就很快打开了交际大门，为她来该地学习创造了条件。

应该把握时代特点

现代人们的穿戴，被看成是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反映，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外化；也是人们对美的追求的反映。假如今天有一个公关先生还戴一顶小毡帽，穿着一件对襟短褂，或者是穿一件长衫，那他会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呢？作为交际者，穿戴要入时，不可过于落后于时代，也不可过于超前和赶时髦。总之，在社交场合，服饰既要符合时代特点，又要得体、适度。

应该做到协调

协调是高标准的要求，已进到了服饰艺术、服饰审美的层次，怎样做到协调呢？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与交际场合的协调。如在会议场合、宴会场合、舞会场合等等，都应该有相应的穿戴；但同样是舞会场台，穿戴也要注意相应的变化。比如。外事场合的舞会，穿戴虽然可以是便服，但要典雅、气派些；单位的周末舞会，穿戴可以漂亮、入时些，家庭舞会，穿戴则可以随便、朴素些。
与气氛的谐调。参加追悼会要穿黑色的衣服、深色衣服；参加结婚典礼要穿热烈、浓艳的衣服。如：在一位老同志的遗体告别会上，他的儿媳妇不仅身着浅色的服装，还抹了口红，戴着项链。这与气氛极不谐调，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可见服饰与气氛不协调，会损害交际者自身的形象。
应与自身的身份、地位相适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同做工的农民一样没有钱，只能站着喝酒。但他却穿一件长衫，这一件衣服就把他与短工帮区别开来了，表明是落魄的读书人的身份。

最为突出带有夸张意味的，是滑稽演员的服装和喜剧演员卓别林的服装。前者是一顶花尖帽，一件不合体的长条大袍子，一条肥大的裤子；后者一顶礼帽，一身“卓别林服”，一双黑皮鞋，一根手杖。观众一看，就逗人笑，引人乐。这是服装与身份谐调的最好说明。

这方面在军队中显得就更为明显。根据制服服饰就知道谁是元帅、将军，谁是校、尉、士兵。这里的服饰就成了地位的标记。

服饰能够显示人们的地位，在我国古代就已有之。皇帝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骑什么马，坐什么轿；其他各级官吏各有什么服装，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越轨。如果大臣私下制做和偷穿皇帝的衣服，是有杀头之罪的，是要祸灭九族的。西方也是这样，服装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一种等级的象征。十四世纪的英格兰，哪个阶层的人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都有明文规定。如桌一位地位低下的人，穿上了社会地位高于他的人的服装，那么，他不仅要被没收掉衣服，并且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当今社会，尽管人门的等级界限、身份观念已经大大的弱化，但某些领域或行业也还是存在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

服装与饰物的谐调。这主要是指服装与饰物的搭配要统一和谐。在寒冷的冬季，人们穿着厚实、肥大的外衣。这时如果佩戴上一顶春秋季节的薄帽子，或穿上一双皮凉鞋，就显得很不相称，令人感到可笑。同样的道理，一位女士穿着一身单薄的、轻柔的裙衫，却戴着一枚很大很沉的胸花，也会破坏服装原有的美感，显得很不谐调。总之，不平衡，不和谐，也就不美。此外，还要注意服装与饰物色彩的协调，搭配不当，就觉得很刺眼。
服饰与人体的谐调。选择服装饰物时，要考虑自己的体形。同样的服装饰品，穿戴在这个人身上是美的，穿戴在另一个人身上则不一定美。因此，服饰要“量体裁衣”，因人而异。服装师的高明就高明在这些地方，能根据不同的体型做出合体的服装来。所以讲究穿戴的人一般不愿买现成的服装，而要请人定做。

服装、饰物和容貌，构成了人的仪表，而仪表又是交际的“第一印象”，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所以我们重视和讲究服饰，就是重视和讲究仪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