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词汇在交际中的垄异形式及其意义

词的变异，是指词的意义是由某种社会共同的意义加上某些特殊的交际环境所附加上去的个别意义构成的。这种同义即语言中的词义变异。如交谈中一方动怒了，另一方说：“你别跳了。”这个“跳”的词义不是指“跳跃”，是指“发火”、“发脾气”等。这意义不是“跳”固有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跳”的四个义项均不含这个意义），只是在这个具体交际环境中造成的，是临时意义。

词的变体分为三类

（一）交际双方都理解词的变体 1．交际双方都不是按词的社会共同的意义去理解，而是根据交际环境附

加上临时意义，双方有一种默契，并不产生理解的歧义。如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哙，亮起来了。”

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这里的“亮”和“保险灯”都是指阿 Q 头顶上的癞疮疤，这个意义是附加上去的，但是，未庄的闲人们和阿 Q 都理解这两个词的变异，可是谁都心照不宣。

利用双关修辞格，使词语在交际过程中有两种含义，表面义是常式，暗含义是变式，交际双方都能理解。如：有则皮鞋油的广告是：“第一流产品，为足下增光！”从字面看，这是为脚下（的皮鞋）增光，而实际意义是为穿皮鞋的人增强魅力，增添光彩。因为“足下”的含义即保留其固有的意义“脚下”，又因为广告这一交际环境而兼含有人称代词“您”的意义，以尊称顾客（阁下、足下均为对一般人的敬称）

又如：下面一幅对联：

上联：稻粱菽麦黍稷许多杂种不知谁是先生；下联：诗书易礼春秋皆是正经何必问及老子。

“杂种”同“先生”相提并论，表面说：“稻粱菽麦黍稷是“杂种”，实际上骂“先生”是“杂种”，都是双关。“正经”与“老子”也是双关，“正经”指”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也指正经人；“老子”表面指道家的李耳，实际是“父亲”。上联和下联是以骂回骂，但是不带脏字，可见词义变式的妙用。

故意利用歧义，造成词义的多种含义，使交际过程中的另一方，虽然听得懂，但是难于反驳。这也是词义变式的一种。如：

有一位男青年同自己的女朋友及女朋友的母亲一起划船，女朋友故意要“刁难”一下自己的恋人，便问：“假如我和我的妈妈同时落水了，你应该先救谁？”男青年不慌不忙地回答：“当然要先救未来的妈妈。”

这里，“未来的妈妈”可以作两种理解，既可以指女朋友，也可以指女朋友的母亲，通过利用词语的多义回答问题；一个也不得罪，母女两人谁也难以提出反驳。

语言词汇中专有名词往往是单义的，专指某一事物。但在具体交际环境中，也可以产生另一种意义，造成特定的词语变式，交际双方理解时不存在困难。如流沙河写的诗：

留你留不住，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

契诃夫！

这里“契诃夫”本来是俄国作家的名字，用在这里词义变了，成了契诃夫的作品，俄国文学乃至大量文学名著的代名词。

以上例子运用了修辞格中的专名代泛称。

我们介绍了词汇在交际中变异的第一类情况，即双方都理解词的变异。有的是交际双方给词语附加的临时意义；有的是利用双关修辞格使词语具有表层和里层意义；有的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使交际显得巧妙；有的是利用修辞的借代，构成了交际的幽默。

（二）交际双方只一方理解词的变体

1．交际双方各理解词义的一个义项，造成了理解上的分歧。这里的变异，是双方理解上的误会造成的。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 “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

这里的学生说的“算了”是指“演算”，老师说的“算了”，意思是“到此为止”，别再干下去。

虽然“算了”可以做“演算”与“到此为止”解释，但老师和学生各执一义，造成理解上的错位。这对发出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双方来说，词义明显

地产生了变异。 2．交际的一方，将某些同语附加上临时意义，而处在同一环境中的对方

却“听不懂”，接收不到语言变异的意义。如《红楼梦》第 43 回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凤姐看到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围着“负荆请罪”一词进行辩论，谁也不让谁，她便说了一句“这么大热的天，谁还吃生姜呢？”

王熙凤这话的实际含义是说三个人“火气太大，说话热辣辣的”。但是，别人不知道这句话的背景，竟然回答道：“没有吃生姜的。”这就产生了误解，以致闹出笑话来。

（三）交际一方故意曲解词义

交际一方故意曲解词义，临时附加某种意义，对方并不理解，造成理解的分歧，需要解释清楚后，对方才能理解。比如：

乙：那周瑜的姥姥家姓什么？。甲：姓既呀。

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甲：姓何呀。

乙：《三国》上没有哇！

甲：怎么没有，你是不注意。乙：在那点儿？

甲：周瑜命丧巴丘，临死的时候仰天长叹，说了那么两句话，不就明白了吗？

乙：哪两句？

甲：说：“既生瑜，何生亮。”既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乙：哦，那是俩姥姥哇。甲：对呀！

（王志民：《歪批三国》）

《三国演义》中的“既生瑜，何生亮”，“既”与“何”都是虚词，而甲却歪曲词的原义，硬说成是两位老太太的姓氏，这就是词义的扭曲，即词语的变式。这种变式是说话人硬加上去的（所以叫“歪批”），不解释清楚别人听不懂，即使听懂了也不会同意，只感到幽默可笑。这正是词语变异的作用。

（四）词汇变体的意义

苏联语言学家阿莫索娃说过，词的变体“构成实际交际的因素”，它“也包含特殊的交际意义，这种交际意义和词的基本的、孤立列举的意义不相等”

（《论词的词汇意义》，见《语言学译丛》创刊号）。这种变体的存在，为人们的交际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以充分满足交际中表达各种细微的思想感情、传达各种各样内容的需要。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增加语言交际的形象性、生动性。如阿 Q 忌讳“癞疮疤”就用“亮”、“保险灯”等词语的变义来刺激他，取笑他。麻木不仁的未庄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伤害阿 Q 自尊心的基础上。
增加语言交际的信息量，使语言不仅有表层义，而且有深层义，通过表层意义去理解深层意义。如前面举例的“足下”、“契诃夫”等，意义都

是双重的。

活跃气氛，增添情趣，如上面列举的老师同学生对“算了”与“算了” 的理会。
帮助交际的一方摆脱尴尬的处境，能够完成常式无法完成的交际使命。如上面谈的“未来的妈妈”就很巧妙，能取得完美的交际效果。
曲解同义，会产生风趣幽默的表达效果。如“既生瑜，何生亮”等。以上所介绍的，都是词汇在交际中变异的正效应，是在交际中应该利用

和发挥的。但是，也要防止“词语变异”在交际中产生负效应。所谓“负效应”，就是不但不能帮助交际，反而会妨碍交际，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另换词语。

为什么会产生或造成“负效应”呢？即交际一方——信息发出者使用的词语变异只有他自己懂得，交际的另一方——信息的接收者并不理解这种变异，造成了“短路”，即信息传递受阻，这就必然产生“负效应”。在前面讲的词语变异表现形式中，谈到《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王熙凤的幽默说法，在场人（宝玉、黛玉、宝钗等是异常聪明的）都听不懂，这就必然产生“负效应”。王熙凤是很有口才的，这次词语变异运用失败了。这是应该避免的。那么，陈景润的同学和老师“算了”、“算了”，为什么能取得正效应呢？作为第一层次的交际双方——老师与同学来说，是“负效应”；作为第二层次的交际双方——作家与广大读者来说，又有正效应，它活跃了气氛，增添了情趣。而作者的本意就在这里，所以是“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