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文久政变后的政局

参予制的成立和解体

由于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的政变，朝廷又回到公武合体派的掌握之中。九月到十月之间，公武合体派的诸侯受诏命相继进京，而攘夷派的诸侯被迫撤离京都。进入京城的主要大名，以率 15000 名藩兵的岛津久光为首，还有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黑田庆赞（筑前藩子）等，一桥庆喜再次进京，将军家茂也于年末踏上了进京的旅程（文久四年一月十五日进入二条城）。

文久三年十二月晦日，朝廷命令一桥庆喜（将军后见职）、松平容保（京都守护职）、松平庆永（前越前藩主）、山内丰信（土佐藩主）、伊达宗城

（前宇和岛藩主）等人参与朝廷议事。文久四年一月，无官无位的岛津久光

（萨摩藩主之父）被叙为从四位下，并被任命为左近卫权少将。这样一来， 由公武合体诸大名组成的参予会议开始操纵国政。此次进京的家茂只觉得气氛与前一年赴京都时全然不同，一月二十一日一进宫，就立即接到天皇公武一和决断的通知。

这种被称之为参予制的会议政治，对于尊攘派来说是一种与公武合体派联合的政治形态，从一开始内部就孕藏着危机。山内丰信老早就希望能辞掉参予职务，但被挽留。当时幕府面对的政治课题是：攘夷和处分长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属于外交，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内政难题。关于攘夷一事，幕府计划锁闭横滨的港口，而在这个问题上久光和庆喜的意见发生分歧。家茂进宫时，天皇曾赐其宸翰，其中言及：“征服丑夷乃国家之大典”而“无谋之攘夷实不为朕之所望”，这封宸翰的背后是萨摩藩（久光）在起作用。由于横滨锁港方针与天皇的宸翰不合拍，庆喜只好延期向诸大名公布幕府的计划。然而此时幕府派出了横滨锁港谈判的使节（文久三·十二·二十九从横滨出发）。

[长州的处分问题] 围绕对长州藩的处置问题，诸侯们众说纷纭，最后决定：（1）传呼长州藩的末家（藩主的亲属——译者注）和家老；（2）由敕使和老中来传达处分；（3）如不应召则派征讨军。为此，元治元年二月（在同月将文久四年改元），朝廷和幕府为对付长州藩，命令支族吉川经干等上京，但当时诸藩对处分采取消极态度。同年四月二十日朝廷又重新下命把庶政委任给将军，而幕府的措施毫无进展，家茂从二条城出发（五·七），由大阪走海路返回江户（五·二十抵达）。

表七 幕末维新期的改元

[参予会议的解体] 在将军东归之前，参予会议就已经解体了。元治元年三月九日，一桥庆喜、松平庆永（京都守护职，元治元·二·十五～四·七）， 伊达宗城、松平容保（军事总裁职，同·二·十五～四·十七）、岛津久光等，都辞掉了朝议参予的职务。与庆喜对立的久光于次月（四·八）离京归藩，由此开始了萨摩藩与幕府的对抗。另外，江户的老中和在京都的庆喜之间也产生了隔阂；雄藩之间也存在着对抗关系，这样一来内部的对立己经充分显露。文久三年成立的公武合体联合于第二年事实上已经解体了。

庆喜就任禁里御守卫总督

一桥庆喜辞掉参予和将军后见职以后不久，朝廷又委任他为禁里御守卫总督（元治元·三·二十五），担当摄海防御的指挥。这一职务因是由京都的朝廷任命的，所以庆喜可以在远离江户幕阁的地方采取独自的行动，他设置了被称之为床几队的禁卫队，并把水户藩士原市之进、梅泽孙太郎调到京都作为侍从的谋士，可以说这是庆喜政权的开端。而从这件事也可看到幕府的权力被分散为江户和京都两处。

另外，松平容保（会津藩主）复归京都守护职，松平定敬（桑名藩主、容保的胞弟）就任了京都所司代（元治元·四·十一）。与此同时，涉泽笃太夫（荣一）也开始步入仕途，他担当召募一桥家各个领地青年的任务，第二年便募到亲兵 400 余名。

尊攘势力挽回困境的企图

在长州藩处分问题毫无进展，公武合体派的联合也遭到解体的形势下， 尊攘派期待并策划着挽回因文久政变而陷入的困境。政变后长州藩保守派一时处于优势，但不久尊攘派又开始活跃起来。长州藩当局派家老井原主计进京为藩主父子伸冤，但未能得到进京的允许，为此，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尊攘派掌握了藩的实权。接着三条实美、宫部鼎藏（原肥后藩士）、真木和泉（久留米水天宫祠官）等制定了藩兵东进的计划，其中真木和泉（保臣） 起草了“出师三策”（文久三年十月），作为上策主张藩士东上、占领大阪城、搅乱京都、压制彦根。但实际上却是要采取进兵京都附近占领要地、企图依靠尊攘派发动政变这一下策。

[池田屋事变] 长州藩及其他诸藩的尊攘派志士在京都潜伏下来期待着恢复势力，终于在元治元年六月五日发生了池田屋事件。尊攘派志士们计划暗杀中川宫、松平容保等人，结果一名志士古高俊太郎（自称桝屋浅喜右卫门，武具商）被新撰组逮捕，为了把他救出来，长州、土佐、肥后的志士 20 余人聚集在京都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得知消息的新撰组成员近藤勇等袭击了旅馆。这次事件使尊攘派失去了宫部鼎藏、吉田稔腩（长州）两位志士，而桂小五郎在事件中幸免于难。

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

池田屋之变的消息传到山口后，长州藩主当即决定起兵，命益田右卫门介（江户时代设立左右门卫府，右门卫介即右卫门府的佐官——译者注）、福原越后、国司信浓三家老率诸队东上，先行一步的福原等人从元治元年六月下旬到七月率约 2000 人的兵力屯集于京都郊外的伏见、山崎、嵯峨。此时

在京都，幕兵和会津、桑名、萨摩的藩兵加强了御所和要地的警卫，形成与长州藩兵对峙之势。七月十九日终于发生了战斗，长州藩兵在蛤御门、堺町御门附近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激烈的战斗曾使朝廷一度考虑要让天皇离京避难。这次战斗使长州方面失去了久坂玄瑞、入江九一等志士， 真木和泉等留米、肥后、土佐的尊攘志士在京都南面的天王山自尽。混乱之中，在京都六角狱中的尊攘志士平野国臣等 30 余人被处死。东上途中的长州藩世嗣毛利定广和三条实美等被迫返回藩地。在大半个京都城被战火焚烧的街道上，桂小五郎（木户孝允）瞒过了幕吏的耳目，化装逃离了险境潜伏于但马的出石，第二年回到长州藩。

这次禁门之变与对外交战是尊攘运动转变的契机，促进了新倒幕派的成长。

筑波山举兵（天狗党之乱）

实行攘夷的是长州藩，但首倡攘夷的却是水户藩。元治元年（1864）在池田屋事变和禁门之变以前就有了在筑波山的举兵行动。水户藩在齐昭（烈公）死后（万延元·八），藩内的激进派（天狗党）和保守派（诸生党）的对立仍旧未解除，文久政变后激进的尊攘派势力一时还未振作起来。而对幕府攘夷不积极的态度深怀不满的水户藩士藤田小四郎（东湖之子），与诸藩的志士互相联系制定行动计划，元治元年三月，志士们推举田丸稻之卫门（町奉行）为首领，宣布在筑波山举兵实行攘夷。水户藩的执政武田耕云斋因在暗地里声援志士的行动，致使藩内的佐幕派市川三左卫门将武田搞下台自己当了执政，并率领镇压军和幕府军一起进入水户城镇压反对派。在藩内的内讧中，若年寄（年寄即老中，若年寄即年轻的老中。职务次于老中——译者注）田沼意尊（玄蕃头）率幕府军和诸藩兵讨伐筑波山起义军。而筑波山的势力则计划前往京都向一桥庆喜（齐昭之子）诉说攘夷之志，于是田丸、藤田、山国兵部等人推举武田正生（耕云斋）为首领，元治元年十月，筑波方面 800 余人向京都方向出发，走中山道，经信浓、美浓进入越前，十二月翻越木芽岭到达新保驿站。然而在京都，一桥庆喜拒绝了筑波方面的请愿，并要亲自担当追讨的任务，无奈，筑波势力最终在加贺藩投降。幕府于第二年

（元治二年）二月给筑波的举兵定了罪，武田、田丸、山国、藤田等人被枭首示众，接着将 350 余人在敦贺海岸处死。这样，水户藩的尊攘派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水户藩由此不仅在幕末的政局舞台上销声匿迹，而且也失去了应该在明治新政府中活跃的诸多人才。

征长（第一次）的形势

幕府在禁门之变中击败了长州藩，并以长州藩兵向御所发炮为由，得到了长州藩讨伐幕府的口实。元治元年七月，根据朝议决定征讨长州藩，禁里御守卫（皇宫卫士——译者注）总督一桥庆喜下达了追讨的朝廷命令后（七·二十三），幕府立即将命令传达给诸侯，并首先命令 21 藩做好出兵的准备。同年八月公布了将军征讨出发的布告（但未能实施），任命了总督（纪州藩主德川茂承）、副将（越前藩主松平茂昭），随后将总督换成了德川庆胜（前尾张藩主）。

幕府剥夺了长州藩主毛利庆亲、定广父子的官位（八·二十三），并把在文久改革中缓和了的三年一勤的参勤交代制恢复原样（九·一），然而幕

府昔日的威严已经失去，诸藩主常以种种借口抗拒幕令。

[各藩征长的对应] 江户幕阁向 30 余藩下达了出征的命令，但在诸藩中有的担心幕权再度强大，或者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等等，都不愿主动出征， 另外有的藩因藩内尊攘派得势反而同情长州藩。元治元年十月，正式受命为征长总督的德川庆胜也表示，如果长州藩服罪的话，可以给予宽大处理。

[萨摩藩的协助] 萨摩藩会同会津藩，在文久政变以及第二年的禁门之变中，积极参与了驱逐以长州藩为主的尊攘派势力的行动，而且在第一次征长之役中又一次协助了幕府。由于藩内尊攘派的活动，被赦免从流放地（冲永良部岛）归藩（元治元·三）的西乡吉之助（隆盛）已经在禁门之变中担任了京都的宫门警卫，并就任了征长总督的参谋。因此，在这一时期中，萨摩藩与长州藩之间的对立意识较强，同时对幕府也采取协调的态度。

长州藩的恭顺策略

元治元年八月，幕府向诸侯下达了征讨长州藩的命令（八·二）后不久， 长州藩受到四国联合舰队的报复攻击（八·五）。以椋梨藤太为首的藩内保守派要求追究尊攘派战败的责任，并声称为了存续毛利家必须要“纯一恭顺”。接着由保守派的少壮分子组成的撰锋队袭击了激进派的代表井上闻多

（馨），致使其受重伤（九·二十五）。当时支持尊攘派的藩内重要官员麻田公辅（原名周布政之助）也因藩论倡导恭顺而自杀（九·二十六），藩厅由此被保守派所占据。西乡所主张的利用长州藩内的派阀进行抗争，“以长州人处置长州人”的对策取得了成效。

[避战调停工作] 受幕府之命为回避战斗而进行周旋调停工作的支族

（附属于长州藩的一族——译者注）吉川经干（岩国）作为长州的军代表与西乡会见达成了和议。长州藩于同年十一月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江户时代大名的重臣，统管家中武士、总辖家务。有时也称为年寄、宿老——译者注）自尽，宍户（地名，日本造字——译者注）左马之介等四参谋在野山狱被处死。在临近总攻击预定期的十一月十八日，长州藩表示了恭顺的诚意。三家老之中的福原越后从德山返回岩国后切腹自杀。恭顺派竟命令德山藩主以及相当于本藩世嗣广封之兄的人物自杀。总督德川庆胜还亲往广岛的国泰寺验证了三家老的首级（十一·十八）。

幕府方面作为撤兵的条件，命令长州藩：（1）藩主父子谢罪，（2）破弃山口城，（3）三条实美等五卿移居他藩并立即行动。随后毛利父子提交了亲笔的谢罪书，并现场检查了山口城破弃的情况，五卿移藩尚未实施之时， 征长总督便于元治元年十一月在广岛向诸藩发出撤兵的命令（十一·二十七）。这样第一次征长行动，幕府军和长州军之间未能交战。

中山忠光在大和之变失败后逃到了长州，但于元治元年十一月在藩内的山中被长州藩的人暗杀。三条实美以下五卿受内部命令分为五藩分别移居， 由于筑前、萨摩两藩的从中斡旋，再加上西乡的周旋解释，征长军撤退后， 在长府（山口县下关市东南——译者注）的五卿决定去九州，他们乘船在筑前的黑崎上岸，移居大宰府（元治二·二）。

[功山寺举兵] 长州藩内的尊攘派决心从掌握藩权的保守派手中将权力重新夺回来，于是开始了策划活动。当时把采纳纯一恭顺说的保守派门阀称之为俗论党，而高杉晋作作为正义派则提倡武备恭顺。当藩内贯彻伏罪恭顺

时，高杉便遭到追究，无奈暂时逃往筑前，得到勤王家的女流歌人野村望东尼的庇护。元治元年十一月返回下关，十二月和游击队、力士队（总督伊藤俊辅）一起准备举兵打倒保守派。由于奇兵队总督赤根武人反对举兵，高杉便把三条所在的长府的功山寺作为进军的目的地，并袭击了驻在下关的萩藩的办事机构新地会所。

长州藩的诸队

长州藩激进派势力迅速增长，元治二年（庆应元年）一月，诸

表 8 长州藩诸队抄

队击败了藩厅的镇抚军，到二月已掌握了藩权。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说是把尊攘运动推进到讨幕方向的一个契机，而运动的展开主要是以高杉率领的诸队活动作为后盾的。

长州藩的诸队从文久三年到庆应元年（1863—1865）共组成了 156 个队， 其构成各队有所不同，但豪农、豪商的参加却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表 8）

[奇兵队] 高杉晋作创立的奇兵队（文久三·六·七）拥有 300～400 人，其中包括可以与武士相匹敌的农民和町人。下关的豪商白石正一郎和志士交往甚密，积极援助运动，他在奇兵队组成之际和弟弟一起参加进来，为奇兵队投入了自己的私产。队名是与正规军相对的称呼，武器是由藩内供给的。队员的录用虽不问身份门阀，但在队内身份还是有差别的，表现在武士和匹夫（在这里指农、商阶层——译者注）的袖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