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兴帝国的发展一 日中战争和三国干涉

长崎中国水兵冲突事件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台湾琉球问题以来便产生了不和，再加上朝鲜问题使两国间的感情更加恶化，天津条约（明治十八·四）避免了在朝鲜的日中势力之间的冲突。但在明治十九年八月，在长崎，中国水兵和日本巡查之间发生了乱斗事件。当时中国由引以为自豪的名舰定远、镇远（德国造，主力舰）号，再加上威远、济远号 4 艘军舰所组成的北洋舰队，在水师提督丁汝昌的率领下于明治十九年八月入长崎港停泊，十三日，登陆的一名中国水兵遭到暴行，为此日本巡查被带到了中国领事馆。十五日，中国水兵多人登陆与日本巡查发生冲突，日方 4 名水兵和 2 名巡查死亡，双方都有许多负伤者。这次事件后，即谣传中舰将大举增援，使日本国民与中国感情产生了隔阂。日中两国委员在长崎县厅进行了会审（九·六～十二·六），但不顺利，井上馨外务卿将交涉移到东京，继续和中国公使徐承祖谈判，最后于明治二十年二月八日发表声明，对冲突事件两国政府各自按本国的法律进行公平处理。长崎事件在交涉中进展困难，但最后总算是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围绕朝鲜问题的日、中、俄三国

朝鲜开国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快了与其交涉的步伐， 经过壬午、甲申两次政变，在朝鲜的中国势力明显优于日本。明治十八年十月中国在壬午兵变之际，让软禁在中国的大院君（国王高宗之父）回归朝鲜。高宗和闵妃及其一族为了对抗大院君，采取了亲俄政策，明治十九年八月缔结了俄韩密约（第一次），企图依赖俄国排除中国的势力。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作为宗主国驻在朝鲜的代表袁世凯对朝鲜的要人施加压力并命令他们取消了与俄国的密约。而在韩国宫廷内部因闵妃派和大院君派的对抗，时而倾向于中国，时而倾向于俄国，再加上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朝鲜半岛成为日、中、俄三国势力角逐的舞台。

防谷令事件

在向朝鲜的输出方面，日本与中国相比处于后退之势，明治十八～十九年，是 8∶2 的比率，日本占优势，明治二十三～二十四年下降到 6∶4（明治二十六年几乎相等）。日本从朝鲜输入米谷。明治二十二年十月，朝鲜咸镜道的观察使赵秉式以欠收为由，发布了禁止道内谷物运出的防谷令，日本商人已经买好的谷物也被停运。关于谷物禁运处置，在朝鲜的日本人民贸易规则（明治十六·七签署）第 37 款中规定，朝鲜的地方官如在 1 个月前预先通告日本方面，即可加以实施，因此防谷令不能说是违法的，但由于地方官的延误，向元山的日本领事进行通告时已迟于所规定的提前 1 个月。虽然第二年解除了防谷令，但由于购买了大豆的日本商人已因防谷令受到损失，于是榎本外相向朝鲜政府提出了 147000 余元的赔偿要求（明治二十四·十二）。这个事件，在第四届议会上成了对外强硬派攻击政府的材料。没有外交经验的大石正巳被任命为办理公使（明治二十五·十二），以外出采买的形式到

京城上任，他对交涉采取强硬态度，明治二十六年二月，要求朝鲜方面赔偿175000 余元，朝鲜方只应承了 47000 元，接着大石公使晋见了国王，发出了限期两周的最后通牒。因减少了赔偿要求额（五·四），朝鲜政府也做出了让步。明治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在朝鲜统理衙门和大石公使之间达成了赔偿 11 万元的协议。至此，防谷令赔偿一案，经过 3 年半的交涉终于得到解决。朝鲜方面强硬态度的背后也显示出中国的意向，也可以说完成交涉是伊藤首相以召回大石公使为条件依赖李鸿章从中斡旋的结果。

暗杀金玉均事件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甲申政变失败后， 朝鲜开化派的金玉均、朴泳孝亡命日本（明治十七·十二），后朴逃到美国， 明治十九年返回日本。朝鲜政府要求引渡遭到日本的拒绝。明治十九年池运永按国王高宗的密令为暗杀金玉均而抵日，尚未行动即被发现，被送回本国。同年，日本把金玉均由神奈川送至小笠原岛，明治二十一年又转到北海道， 第 2 年返回东京。明治二十五年五月，根据朝鲜国王的密旨，李逸植等来日着手暗杀计划，明治二十七年三月把金玉均骗至中国，李的部下洪钟宇与金同行，到达的第 2 天，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东和洋行的一个房间内杀死了金玉均（三·二十八）。洪携金玉均的遗体，乘中国军舰威靖号抵朝鲜，在京城郊外的杨花津对金遗体再次处以斩刑，并在朝鲜八道巡回示众，金玉均的父亲也被处死（明治二十七·四）。而洪钟宇因刺金玉均有功而在朝鲜受赏。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出现了中韩同罪论，议论遍及全国。在第六届议会中，中国进步党（日本本州的中国地区——译者注）的守屋此助以激烈的论调强调暗杀事件是与朝鲜的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同时对陆奥外相发起攻势。大井宪太郎、井上角五郎等人组织了金氏友人会以哀悼金玉均。同年在东京浅草桥还为金玉均举行了法事（明治二十七·五·二十）。

东学党之乱

明治二十七年五月，朝鲜国内发生了东学党之乱，其势发展迅猛。所谓东学，是由崔济愚所倡导，视天主教为邪学，与西学进行对抗的组织。后来朝鲜政府以蛊惑人心的罪名于 1864 年将崔济愚处枭首刑。东学党是以第二代教主崔时亨为中心进行活动的，与其说是纯粹的宗教结社，莫如说是带有排外政治倾向的组织。东学党提倡“斥倭洋”，即排斥日本和欧美。另外，全琫准等人针对郡守的恶政掀起反抗，在全罗道进行暴动，并占领了全州。这次叛乱得到民众的支持，也被称为甲午农民战争。隐退在京城中的大院君在背后进行了策划，企图利用东学来打倒外戚一族（闵氏一族）。在朝鲜的十几名日本人也自称天佑侠对暴动进行声援。

[中国的出兵] 无力处理叛乱的朝鲜政府向中国的袁世凯请求出兵，为此李鸿章出动了北洋军（六·六），根据天津条约“行文知照”的规定，将“为保护属邦出兵朝鲜”一事通知了日本。中国兵约 1500 人在忠清道的牙山登陆（六·九～六·十二）。

[日本的出兵] 驻在朝鲜京城的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濬，六月二日将乱民占领全州以及朝鲜对中国要求援兵的消息，用电报转达给陆奥外相。日本政府当天决定向朝鲜派遣一个旅团，休假归国的大鸟圭介公使受命紧急返回朝鲜复职（六·四）。六月五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并命令广岛的第

五师团进行动员。中国公使汪凤藻就中国兵向属邦朝鲜出兵一事通告了日本政府（六·七）。陆奥外相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提出了抗议。朝鲜政府以东学党的叛乱已趋向平定为由，要求杉村代理公使中止出兵（六·八）。六月九日，大鸟公使和陆战队 430 人一起在仁川登陆，大鸟进入了京城公使馆（六·十）。六月九日混成旅团的先遣一大队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十二日在仁川登陆，接着主力部队也到达仁川（六·十九）。

[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 因事态归于平稳，袁世凯提议不必再在朝鲜滞留军队，归任京城的大鸟公使根据袁世凯共同撤兵的提议向陆奥外相进行了报告。然而，当时军部的川上操六陆中将（参谋本部次长），主张利用这个机会对朝鲜政府进行改造，以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协商后，向中国提出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意见，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不但遭到了中国的拒绝，还被要求在改革前撤兵（六·二十一）。于是日本决定采取单独行动，大鸟公使劝说朝鲜国王高宗改革内政（六·二十六），同时向朝鲜政府提出了庶政改革案五条（六·二十六），因没有得到答复，七月十日重又强硬地提出了实施内政改革方策纲目期限（根据紧要程度，期限10 天至 3 年不等），朝鲜的回答是要以撤兵作出先决条件（七·十六）。在这期间，李鸿章电告袁世凯要避免日中冲突，同时委托俄英两国进行调停， 朝鲜政府也委托了英、美、俄等国，但因签署了日英新条约（七·十六）， 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七月上旬英国的两次调停均无结果。

日中开战

七月二十日大鸟公使向朝鲜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废弃中韩的宗属关系，以第 3 天为答复的期限。因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进入昌德宫解除了朝鲜军的武装，大院君总揽了国政，在日本的压力下， 二十四日，朝鲜把废弃宗属关系条约一事通告中国。李鸿章努力回避交战未果，此时清廷内主战论高昂，开始向驻牙山的中国军派遣增援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明治二十七年），在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日本舰队终于向中国军舰发起了攻击。

[高升号事件] 当天，载着中国兵的英国籍运输船高升号被日本的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海军大佐）击沉。日本政府为之大惊，派遣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前往佐世保镇守府进行调查，浪速舰报告说只是行使了交战者的权利。一时英国的舆论为之哗然。在英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赫尔兰德、威斯特列基两博士出面为浪速号的行动进行辩护后，英国国内才平静下来。

[宣战布告] 在陆地上，大岛义昌（陆军少将）率领的混成旅团占领了成欢（七·二十九）、牙山（七·三十）。中国的总理衙门通告小村寿太郎公使断绝国交（七·三十），八月一日日本发布了对中国宣战的公告。为使第 3 国置于局外中立，陆奥外相提议由伊东巳代治（内阁书记官长）起草了宣战诏敕文（七·三十），八月一日提交阁议决定，经上奏裁可公布，成为以后宣战文的原型。文中加进了不惜一切手段，“只要不违反国际法”的词句。同日，中国皇帝也发出了对日宣战的上谕。

[广岛大本营] 为了使政府和统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及政战两方面的统一，根据敕令，伊藤首相也出席大本营会议，从而促使大本营由参谋本部移到了宫中（八·五），进而又转移到广岛（九·十五）。当时山阳线通到广岛。明治天皇在广岛第五师团司令部内起居，第七届临时议会也在此地召

开（十·十八～十·二十一）。①

日中战争的战局

开战后，日本根据日韩暂定的合同条款，在朝鲜获得了京釜、京仁两铁路的敷设权（八·二十）。另外，还缔结了“日鲜盟约”即对中国的攻守同盟（八·二十六）。陆军方面，第一军（山县有朋司令官）由京城向北推进占领了平壤（九·十六）；联合舰队（伊东祐亨司令长官）和中国的北洋舰队主力遭遇，在黄海海战中，日本的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击沉了中国的 5 舰，重创主舰定远获得胜利（九·十七）。十月，编成第二军（大山岩司令官），同月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十·二十～二十一）。大约同一时期，第一军渡鸭绿江占领九连城（十·二十六），推进至海城（十二·十三），因受到中国军队的反击开始转移。另一方面，第二军攻陷了金州（十一·六）、旅顺口。第一军司令官山县大将因病被召还（十二·八），由野津道贯中将（第五师团长）代理其职。关于冬季作战，伊藤反对进攻北京、天津，大本营转而攻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第二军在山东半岛登陆，支援第二军的联合舰队攻击了威海卫，击沉镇远号，定远号受损自爆。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因败于伊东司令长官的舰队，服毒自尽

（二·十二）。

日中媾和

日本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后，连战连败的中国委托列国进行调停。美国的杜恩驻日公使（原受雇于开拓使）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无止境地占领中国领土将招致列国的干涉。李鸿章为试探日本的意向，派天津海关税务司戴特林

（德）到神户（十一·二十六），因不是正式的使节，他想与伊藤首相会见而遭到拒绝，随即返回。为此，中国任命总理衙门大臣张阴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使，到达日本指定的会议地点广岛（明治二十八·一·三十一）。二月一日，伊藤、陆奥两位全权代表在广岛县厅会见了张、邵两人。第二天就以中国的全权委任状不完备为由中断了交涉。美国驻中国公使德恩比和杜恩公使虽进行了斡旋但未奏效，中国的两名使者中途返回。威海卫残存的北洋舰队投降一周后，中国又任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 养子李经方（原驻日公使）为参议官（二·二十三），于三月十九日到达下关（即马关——译者注）。

[李鸿章下关遇刺] 从三月二十日起在下关的春帆楼伊藤、陆奥两全权和李全权之间开始进行媾和谈判，李首先要求停战。伊藤提出了休战的条件， 因条件过于苛刻，李要求给 3 天的考虑时间。在接下来的会议上（三·二十四），撤回了休战的提议。当天，在从会场返回宿泊的寺院途中，李遭到自由党系的小山半太郎（六之介）手枪的袭击，面部受伤。这是自大津事件（明治二十四·五）以来的又一次冲击朝野事件。在陆奥外相的建议下，日本方面决定无条件休战（三·二十七），几天后与全权代表李经方之间签署了休战条约（三·三十）。但休战范围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是因为日本军已经登陆（三·二十三）占领了两地（三·二十六）。对下关事件，明治天皇下达了“严戒不逞”的敕语（三·二十五）。此时在国民当中也出现了同

① 第二年，在广岛宇品港外，向后藤新平负责，对归国军人实施了检役。

情李鸿章，责难暴徒的呼声。犯人小山（25）在山口地方裁判所被鹤冈琢郎裁判长判决为无期徒刑，对这个裁判结果，据说伊藤全权进行了干涉，曾秘密派使者去说服裁判长要求判处犯人死刑。事件发生后政府立即派军医总监、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惪和军医监佐藤进等人前往下关。为使李安心，他们称佐藤为日本外科的第一位高手，因此，李鸿章没有回国而在下关进行治疗。

下关条约的成立

因李鸿章尚未痊愈，交涉拖延，日本方面于四月一日以文书的形式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媾和条件。清廷对割地表示难以接受，日本方面根据中国的答复案，经过修改，决定（1）缩小割地；（2）减少赔款 1 亿两；（3）缩减 3 个市的开放市场等，最后提出终案，在第五次的会谈中得到李鸿章的同意

（四·十五）。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中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在下关春帆楼由两国全权代表签署了日中媾和条约——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译者注）。条约共 11 条，其要点为：（1）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废止朝鲜对中国的进贡典礼。（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3）赔偿军费库平银 2 亿两（中国政府的银币约合日本价格 3 亿元）。（4）日中之间缔结以与欧美的条约为基础的通商条约，承认最惠国待遇。（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条款。作为实行媾和条约的担保，日本军暂时占领威海卫。

三国干涉

媾和条约签署后第 6 天的四月二十三日（1895 年），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访问了外务次官林董，各自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劝告日本政府将辽东半岛返还给中国。因为日本领有辽东半岛既危及中国首都的安全，又将使朝鲜的独立变得有名无实，为了远东的和平，三国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第二天在广岛大本营伊藤首相、山县陆相、西乡海相召开了御前会议，同时也征求了在舞子疗养中的陆奥外相的意见，最后决定接受劝告，五月五日将结果通告了三国。

[返还辽东半岛] 五月十日返还辽东半岛的诏敕，于十三日在官报上公布，以后日本国民“卧薪尝胆”①，期待着对主导干涉的俄国复仇。返还辽东半岛一事一直拖延到明治二十八年十月下旬，才在天津由林董和李鸿章两全权进行交涉，十一月八日，在北京签署了“奉天半岛返还条约”，日本以返还半岛为条件又得到了白银 3000 万两。

接收台湾

下关条约第十一条决定了条约的批准日期和批准地点。中国总理衙门希望延期批准，在李鸿章再次呈报下，按原定时间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在芝罘（烟台——译者注），中国全权伍廷芳和日本全权伊东巳代治交换了批准书，日中媾和条约正式成立。

被任命为第一任台湾总督的桦山资纪（五月十日晋升海军大将），五月十日在冲绳与近卫师团合流对台湾进行征讨，接着和中国全权代表在基隆港

① 政府命令登载了三宅雪岭的论文“卧薪尝胆”的《日本》报纸停止发行。

内的军舰千代田号上举行了接收台湾的仪式（六月二日）。

当决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以台湾代理巡抚唐景崧为中心的一部分官民，计划用武力进行反抗，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宣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并决定了国旗、年号、首都（台北），推选唐景崧为总统。从台湾民主国成立式的当天起，日本军就开始攻击，并镇压了逼近台北的反抗势力，唐景崧逃回中国本土。占据台南的刘永福（大将军）也退到厦门。到同年十月台湾被平定下来。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原轮王寺宫公现法亲王），因风土病在台南阵亡（十·二十八），也有传闻说他被游击队袭击受重伤，再加之生病而死亡。桦山总督虽报告已平定了全岛（十一·十八），但台湾岛上抗日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

日中战争和两国国民

当时内村鉴三把日中战争（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战争）视作义战，福泽谕吉也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文野的战争”的论文。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和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做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 3000 万元的军事公债，实募数则达 7700 万元。各报纸向战地派遣记者报导战况，国木田独步作为《国民新闻》的特派员上了千代田舰开辟了“爱弟通信”专栏，画家久保田米仙作为画报的从军记者，把战争场面投载《国民新闻》。佛教各宗随军布教，慰问军队（基督教各派也参加了）。

《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高昂。同时还出现了义勇兵志愿者，虽然当时并不需要。正如前所述，在日本国内舆论一致，上下协力的情况下，军队的装备和军纪也高出中国一筹。

中国不仅在军备的近代化方面落后，而且也谈不上举国参战，根据下关条约，堀口九万一赴沙市开设领事馆并设置居留地时，当地的中国官员竟不知发生了日中战争。

中国留日学生

日中战争后，在日本人中滋生了轻视中国人的风潮，相反中国则派出了向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但结果大体上都抱着反日的情绪归国。科举改革后， 包括私费留学生，留学日本的人数激增，明治三十八年约有 8000 人。为了抗议同年十一月的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规则（文部省令），陈天华留下了《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岸自杀（十二·八）。在实践女学校学习的秋瑾因投身于中国革命运动而被处死（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