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桂园时代的政治和社会

桂国时代

从日俄战争后（1905）到大正政变（1912～1913），桂太郎（陆军大将） 和立宪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交替主持政权。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后继者， 而西园寺则是伊藤博文的后继者。

第一次桂内阁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日成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总辞职。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七日成立，四十一年七月四日总辞职。

第二次桂内阁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成立，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总辞职。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三十日成立，大正元年十二月五日总辞职。

第三次桂内阁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大正二年二月十一日总辞职。

明治三十八年八月政友会和桂内阁达成交易，以政友会赞成媾和条约为条件，政友会从桂内阁那里承接政权，第二年一月西园寺内阁诞生，以后把官僚势力和政友会妥协的持续时期称为桂园时代。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的业绩] 担任战后运筹管理的西园寺内阁，实现了铁路国有化。致力于满洲问题。签署了日法、日俄协定和日美绅士协定。整顿了国交，并掌握了韩国的内政。还增设了两个陆军师团（明治四十）。另外，在美术行政（牧野文相）方面开设了文部省美术展览会（文展）（明治四十·十）。但在内阁中，由于山县伊三郎递相要求铁路预算而与阪谷芳郎藏相对立，为此两人同时辞职（明治四十一·—·十四）。第二十四届议会

（明治四十·十二～四十一·三）通过了增税诸法案，并新设了石油消费税， 同时对酒也实施了增税。松田正久法相转任藏相，从属于贵族院研究会的堀田正养（子）被起用为递相，接着在四十一年五月的第十次总选举中，政友会第一次获得了 187 个议席的绝对多数（宪政本党 70、大同俱乐部 29、犹兴会 29），但这一结果却招致元老的反感。山县有朋不满意原敬内相的取缔社会主义的方法，于是，以财界方面对西园寺内阁的经济政策不满为背景，策划了倒阁行动，六月的赤旗事件发生后，七月，西园寺内阁终于决定总辞职。

社会主义政党的结成

日本最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五月十八日提出结党申请的社会民主党。以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西川光二郎、木下尚江、河上清等人为中心，五月二十日发表了有 28 条内容的纲领，倡导全面废止军备和阶级制度，树起了土地资本收归国有，使财产平等化等理想的旗帜。然而就在当天，政府发出禁止结社的禁令。社会平民党也遭到禁止

（六·三）。此时正好是第四次伊藤内阁向第一次桂内阁转换的时期。在桂内阁时期，进行反战和社会主义启蒙活动的平民社，于该内阁的末期宣布解散（明治三十八·十一）。而下期的西园寺内阁对稳健的社会主义则采取了宽大的态度，明治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日本平民党提出了结社申请，因其只

把普通选举的期成作为纲领，故政府尝试性地受理了申请。

[日本社会党的结成] 堺利彦等于同年（1906）一月二十八日结成的日本社会党也得到了政府的承认。随后日本平民党与日本社会党合并（二·二十四），定名为日本社会党，并选出以堺、西川、片山为首包括森近运平、山口义三、田添铁二等人的 13 名评议员，提出了“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

义”的稳健方针。作为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约 200 名党员的努力下，继机关报《光》（半月刊）之后又发行了日刊《平民新闻》，大家为扩大党的力量而勤奋地工作。明治三十九年三月，社会党领导了反对东京市电费上涨的群众运动（三·十五示威游行）。

[足尾铜山的争议] 明治四十年二月四日，足尾铜矿山约 1000 名矿工进行暴动，捣毁了所有的监视所，并袭击了右河矿业事务所，第三天政府出动军队后暴动才被镇压下去。暴动的领导人永冈鹤藏等矿工在矿山工人的自治合作组织友子同盟的支持下，追究了矿山工头榨取行为。在北海道夕张煤矿永冈和南助松一起会见了片山潜之后不久，为组建矿工的全国性组织又碾转到足尾矿山，明治三十九年末，永冈和南助松组建了称为大日本劳动至诚会的足尾支部，正式向矿山主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明治四十年四月在幌内煤矿，六月在别子铜山相继发生暴动（六·四～六·七），政府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日本社会党活动被禁] 接到足尾争议的报告后，社会党立即派西川光二郎、荒畑寒村等前往现场支援。这次争议，在社会党内部引起田添铁二等议会政策派（温和派）和诉诸总罢工的幸德秋水等直接行动派（强硬派）之间的对抗，明治四十年二月十七日在该党大会上发生严重分歧。表决的结果， 直接行动路线占了上风。而政府方面意识到此行动的危险性后，于二月二十二日禁止了社会党的活动。

[赤旗事件和西园寺内阁的退阵]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根据中立派石川三四郎的建议，在东京的锦辉馆举行欢迎山口义三（孤剑）出狱大会，在大会行将结束之际，大杉荣（23）、荒畑寒村（20）等人打出了用白字书写的“无政府”和“无政府共产”的两面红旗，高唱着革命歌曲冲出会场，与警察发生冲突；除大杉、荒畑等人外，出外制止行动的堺利彦、山川均和包括管野须贺等 4 名妇女在内的 14 人被警方逮捕。这次赤旗事件只不过是强硬派对温和派的示威而已，而西园寺内阁却因此受到对社会主义思潮管制过于宽大的指责而被迫退阵。后经法庭审判的结果，判处大杉两年半、堺利彦和山川均两年、荒畑一年半的严刑。①

桂太郎第二次内阁的成立

在元老一致的推举下，明治四十一年七月组成了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桂太郎任首相兼藏相，寺内正毅陆相兼外相，平田东助任内相，冈部长职任法相，斋藤实任海相，小松原英太郎任文相，大浦兼武任农商相，后藤新平任递相，八月小村寿太郎驻英大使回国任外相。桂太郎以“微笑和吹拍主义”

（即，嘻嘻哈哈和吹吹拍拍）与政友会达成妥协，在第二十五届议会（明治四十一·十二～四十二·三），第二十六届议会（明治四十二·十二～四十

① 大杉已是第 5 次入狱，在“监狱大学”中，除了“一犯一语”（入一次狱，学种语言——译者注）和研究世界语以及各国语言外，还潜心致力于学问的研究。

三·三）上都顺利地摆脱了困难局面，但在第二十七届议会时，因大逆事件和南北朝正闰（正统和闰统——译者注）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实现了日韩合并（明治四十三·八）。

戊申诏书和地方改良运动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发布的戊申诏书，是在日俄战争后的社会风潮中，桂内阁为整顿财政渡过危机，根据平田内相的提案奏请天皇发布的。诏书呼吁国民要“去华就实，荒怠相诫”。当时农村的中农层锐减，苦于高额地租的佃农与富农层分离，各地相继发生了农民骚动。戊申诏书发布的第二年，即明治四十二年七月，在平田内相、一木喜德郎内务次官的主导下，针对疲敝的农村，开始了地方改良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奖励勤俭储蓄，设立产业公会，整顿耕地，改良农业等政策。与此同时还修改了农会法

（明治三十二·六），由帝国农会（明治四十三·十一设立）承继全国农事会的事业。但是在小神社的合祀整顿方面，和歌山的南方熊楠（粘菌学者）从自然保护的立场出发反对采伐树林，随后开始与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协作进行研究。柳田受帝国农会的委托作为农政官吏到各地进行演说。实践幕末农政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在远州报德社社长冈田良一郎（旧挂川藩士，冈田良平、一木喜德郎的父亲）和各地报德社的努力下迅速开展起报德运动。 [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 寺内陆相、田中义一军事课长参考了德国的制

度，着手组织服过兵役但仍具有应召义务的军人团体，企图将国民组织军事化。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统一了各地尚武团体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总裁为伏见宫贞爱亲王）正式成立。除市町村以外，工场等职业场所也都设立了在乡军人会分会，并与各地区青年团联合起来致力于军事思想、军事训练的普及。日俄战争后，青年团在文部、内务两省的指导奖励下迅速发展起来，明治四十四年团体数约达 24000 多个。日俄战争后奥村五百子（唐津）的爱国妇人会（明治三十四～）的会员也大为增加。在推行农村政策的同时，城市也采取了对市民进行感化救济的事业。

大逆事件

桂内阁成立后，因警察当局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尾随盯梢等镇压行动，从而使直接行动派更加激进。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为暗杀天皇，宫下太吉（36）在长野县制造炸药被发现，宫下太吉及其同谋者新村忠雄（24）、古河力作（27）、管野须贺被逮捕。而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幸德秋水（39）等全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在同年六月受到大搜捕。因是政府捏造的口实，所以审判是在极秘密中匆忙进行的，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幸德等 24 人被宣判死刑，第二天将其中的 12 人减为无期徒刑，幸德、管野、宫下、新村、古河、森近运平、奥宫健之、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松尾卯一太、新美卯一郎、内山愚童被处死刑（一·二十四～二十五）。大逆事件给当时的人们以很大的震动。德富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新渡户校长）作了“谋反论”的讲演，呼吁不要害怕成为谋反人。起草了《时代闭塞的现状》的石川啄木，在判决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本没救了”。他访问了友人平出修（歌人、事件的辩护人），借出幸德秋水的陈述书，并亲手誊写一份，后来写了《无止境争论之后》一文。这次事件后，社会运动和劳动运动进入了“严冬时代”。

[济生会的设立] 作为缓和大逆事件后民心动摇矛盾尖锐的措施，明治四十四年五月设立了济生会（会长桂太郎）。大逆事件判决后的第二个月， 即由天皇下赐了内帑金（君主的钱——译者注）150 万元，再加上财界等的捐赠款，正式成立了济生会，作为恩赐财团，对抚恤规则（明治七·十二） 所认定的贫困者进行施药、治疗等活动。

产业的发展和工场法

在第二十七届议会上，政府提出了作为悬案的工场法案，后与产业界的主张达成妥协并加以修正，通过了第一个劳动立法（明治四十四·三·二十九）。在进行产业革命的过程中，伴随着日俄战争，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制铁、造船、机械器具、电气等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显著。电力开始被工场、矿山、铁道等作为动力利用。另外，在轻工业方面，纺织业迅速发展并逐渐大企业化，从而使产业资本主义确立起来。可随之而来的深夜及长时间劳动的弊端也开始日渐明显，从保护劳动者的立场出发，无论从产业政策上，还是从卫生条件方面来考虑，都必须改善劳动条件。工场法中虽对雇用少年、妇女劳动者以及就业时间加以了限制，但对打入朝鲜、满洲市场的纺织业实施昼夜轮班制，以及为向美国输出生丝而不断增长需求的丝织业所实行的十四小时劳动制度仍予承认。工场法从公布之日起推迟了 5 年零 5 个月，才于大正五年九月实施。

教科书国定化和南北朝正闰问题

久米邦武早先因“神道是祭天的旧俗”的观点（史海中转载了史学会杂志的论文）而受到非难，于明治二十五年三月被免去了帝国大学教授的职务。而修改教科用图书检定规则（明治二十·五～）和强化检定的做法也是三月里的事。其后以明治三十五年末的教科书疑狱事件为契机，三十六年一月决定实施国定制度、修身、日本历史、地理、国语等教科书由国家来决定。明治四十年三月又修改了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由 4 年延长到 6 年。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南朝正统论者提出了国定教科书《寻常小学日本历史》中对南北朝进行对等记述的问题。二月，在第二十七届议会上藤泽元造议员提出了质疑。对此，政府给执笔者喜田贞吉编修官以休职的处分，并决定在教科书中把南朝作为正统，把南北朝时期称为吉野朝时代。国民党的犬养毅等人把大逆事件和这次的南北朝问题合为一体，提出了弹劾政府的决议案（二·二十一）。第二次桂内阁在议会结束以后，就政权的授受问题和政友会西园寺总裁达成了默契，由于双方“情投意合”，使议会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

自觉对大逆事件负有责任的桂首相，在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宣布判决后不久，即向天皇上呈了请罪书，但被驳回。因前一年在合并韩国问题上有功， 同年四月被升格为公爵。根据和西园寺公望的约定，八月将政权让与西园寺。辞去首相职后，按照敕令，桂太郎（65）被列为新的元老。当时还有山县有朋（74），井上馨（77），松方正义（78）等别的元老，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由内田康哉外相、原敬内相、山本达雄藏相、石本新六陆相、斋藤实海相、松田正久法相、长谷场纯孝文祖、牧野伸显农商务相等组成。日本银行原总裁（明治三十一～三十六），当时担任劝业银行总裁的山本达雄（三菱商业

学校毕业），作为银行家出身者第一次就任大藏大臣，成为财界人士进入政界的先驱。这届西园寺内阁是明治时代最后的内阁。

三教会同

根据床次竹二郎内务次官欲将宗教和国家结合起来的发想案，由姉崎正治（与高山樗牛有亲密交往的宗教学者）斡旋，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华族会馆，神道（13 人）、佛教（51 人）、基督教（7 人）各宗各派代表会聚在一起，政府方面则由原敬内相及其下属的官员出席，相互间进行了恳谈。第二天三教代表做出决议：“吾等期望当局者尊重宗教，融合政治宗教及教育之间的关系，以资伸张国运”。这次恳谈会终于使基督教得到了和神道、佛教同等的待遇。

探险、调查等

伴随着国家膨胀式地发展，明治二十年代以后，日本人开始向海外进行探险和调查。

[白濑中尉的南极探险] 郡司成忠预备海军大尉（幸田露伴之兄）的报效义会，为了开拓北千岛和监视外国船只的密猎活动，组织了海上航行，白濑矗（秋田）和横川省三等人同行（明治二十六·三分乘短艇从三隅田川出发），在占守岛（二十六·八上陆），因受同在该岛越冬的郡司的委托处理善后事宜而留在了岛上（～二十八·八）。已当了预备海军中尉的白濑立志要到极地探险，因美国探险队已到达北极（1909.4），所以他把目标指向了南极。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白濑一行乘开南丸帆船（204 吨，附带辅助机械）从东京芝浦冲出发南下，在结冰期返回澳洲的悉尼。第二年十一月再次出发，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日本人虽未能到达极点，但第一次登上了南极大陆的一角，并将南极命名为大和雪原。

[福岛中佐单骑横断西伯利亚] 福岛安正陆军中佐（松本）从任职地德国归国途中，单枪匹马越过了俄国的乌拉尔，远征了外蒙、西伯利亚、满洲

（1892.2.11 从柏林出发，当时为少佐，1893.6.12 到达浦盐斯德，共用 488 日，约 14000 公里）。明治二十六年（1893）六月二十九日回到东京，受到国民的热烈欢迎。福岛安正后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担任了司令官（少将）。他是从事情报工作而第一个成为大将的军人。

[南进论的主倡者们] （1）志贺重昂（札幌农业学校，明治十七毕业） 在巡航了南洋诸岛、澳洲后，将见闻编写成《南洋时事》一书（明治二十刊行）。（2）明治二十三年发表了《南洋经略论》一文的田口卯吉，为东京府士族移住组织了南岛商会，同年航海南洋（《南岛巡航记》）。（3）《新日本图南之梦》的作者菅沼贞风（平户）前往福本日南和菲律宾，意愿未成， 客死于马尼拉（明治二十二·七·六）。（4）由竹越与三郎（号三叉）写的

《南国记》于明治四十三年出版，这是根据他前一年到南洋旅行的体验而著， 书出版后甚为畅销，使南进论广泛传播于世。

[河口慧海进入西藏] 明治二十二年（1899），佛教学者河口慧海从尼泊尔进入封闭的西藏，归国后出版了《西藏旅行记》（明治三十七），明治三十八年再次入藏，后带回了西藏语的所有经书。

[大谷探险队的西域之行] 大谷光瑞（西本愿寺二十二代）1902 年（明治三十五）从英国首都出发，经由俄国进入中亚地区进行了佛教遗迹的调查，

以后又多次派出探险队前往西域、印度，为日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明治的终了——明治天皇之死

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天皇的“御不例”（天皇的病——译者注），使国民沉浸在忧虑之中。桂太郎、后藤新平匆匆由莫斯科踏上了归途。七月三十日天皇驾崩。桂太郎等人是在过乌拉尔前夕接到急电的。九月十三日举行大葬的当天，乃木希典大将夫妇殉死。在此之前，伊藤博文已经死于哈尔滨（明治四十二·十），小村寿太郎也在前一年去世。头山满后来曾说： “把小村供奉在先帝之前，把乃木供奉在先帝之后，先帝一定满足了吧”。随着天皇逝世，作为新兴帝国发展起来的明治国家的舞台也降下了帷幕，迎来了大正时期的新局面。①

后 记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安冈昭男先生所著《日本近代史》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中心贯以始终的，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应称之为日本明治维新史。《日本近代史》一书的特点是，历史线索清晰、系统，史料翔实，学术风格严谨，且涉及内容广泛，除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以外，还包括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诸方面，堪称一部明治维新史的小百科全书。书中函括了 1940 年代以来至 1988 年为止的日本史学界有关明治维新史研究的优秀成果，正如安冈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表述的那样，这本书是他在法政大学执教二十载教学和科研的心血结晶。即便在日本史学界，像这样的书也是不多见的。

我国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起步较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对明治维新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真正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局面，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安冈昭男先生这本书尽管在某些方面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并似有以史代论的倾向，但它毕竟能为我们在明治维新史的研究方面提供一些基本的线索和史料，并使我们能了解到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史研究的动态和新成果。所以，我们深感有将类似本书这样的著作介绍到国内来的必要。

正是基于上述的想法，在征得安冈昭男先生的同意，并得到日本艺林书房发行人林亲仪先生的认可后，我们根据《日本近代史》1992 年增补新版译出了本书。

因译者客居日本，受条件所限，于是将原书中用日文片假名标记的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委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管宁博士代劳，管宁先生欣然应诺并负责了本译稿的部分校对工作。对本书的出版，管宁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马晓光先生、李炳青女士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作者安冈昭男先生的全力支持和合作。另外，日本茨城大学的铃木暎一教授、斋藤典生教授和茨城县立高校的中泽启辅教谕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稿虽成，限于水平恐不乏谬误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译者 19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