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基督教的吸收

外国传教士来日

幕末开港后，耶稣教和天主教两派的传教士相继来日，安政条约中虽然承认在日居留的外国人有信仰和礼拜的自由，但幕府镇压基督教的政策并没有变。传教士们因在公开场合不能进行布教活动，所以他们通过医疗活动， 讲授西洋学来和日本人进行接触，另外还从事一些诸如语言学的研究和翻译圣经的活动。美国改革派派遣布朗、巴拉、费尔倍克来日，其中布朗于安政六年（1859），巴拉兄弟于文久元年（1861）先后到达神奈川，主要教授日本人英语。费尔倍克于安政六年到长崎，在长崎奉行的学校济美馆和佐贺藩的致远馆任教、大隈重信、副岛种臣等都曾受教于他，明治二年被聘为新政府顾问进京。美国长老派的赫邦安政六年到神奈川，从文久三年开始在横滨居留地内开设了施疗所和英语私塾。

天主教系统也以长崎为中心重新开始在日本传教。巴黎外国传教会派遣的波提杰恩神父，经那霸于文久三年（1863）由长崎登陆，该教会的福尔特神父（1862 在横滨登陆）也到长崎赴任，他们共同设计，在当地建立了大浦天主堂（法国寺）。元治二年一月（1865.2）举行了献堂式，其中发现有日本人。庆应三年六月，幕府以自葬事件为开端，逮捕了信徒，入牢者达 83 人，被称之为“浦上四崩”（浦上，即在浦上的基督教结党事件；崩，指逮捕；四，即第四次。即第四次浦上逮捕事件。——译者注）对于长崎奉行的镇压基督教政策，外国公使和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幕府感到难以应付。最后作为遗留问题转到了新政府手中。①

明治政府对信徒的处分

新政府的参与泽宣嘉和井上馨一起于庆应四年二月到长崎赴任（泽为九州镇抚总督兼外国事务总督，井上为参谋外国事务挂）。两人参与研究了对浦上基督教采取对策的工作，然而基督教并没有接受劝戒，井上前往大阪汇报了情况，在大阪东本愿寺行在所的御前会议结束之际，决定采取向各藩流放的方针。从闰四月开始进行处罚，木户孝允出差到长崎，与长崎府知事泽进行了商议，决定从七月开始向各藩移送 140 名主要的信徒（萩 60 名、津和

野 28 名、福山 20 名）。接着在明治二年十二月逮捕了浦上的信徒 3000 多人，

判处全村总流放罪，将其分散到 21 个藩。信徒们在各藩被强迫弃教，直到明治六年他们被允许归乡为止。其中津和野 1/3 的信徒，萩的 1/4 的信徒都死在了流放地。各国公使对这种处置方法虽多次抗议，政府却充耳不闻且搪塞过去了。由于英国代理公使的要求，政府在明治四年五月决定派楠本正隆（外务大丞）巡察名古屋等 12 藩，中野健明（同权力的大丞）巡察德岛等 8 藩， 另外还接受了外国使臣团事先提出的被流放者与家属同居的主张，以图改善处理方法。

[伊万里县事件] 明治四年十一月，在伊万里县管辖下的数村中，67 名基督教徒被捕捉并被投入佐贺市外监狱。这一事件登在长崎的外文报上，从上海一直传到了欧美。伊万里县事件发生后不久，从横滨出航的岩仓大使等

① 神奈川奉行所逮捕了参观横滨天主堂(基拉德神父 1862 年 1 月的献堂式）的数十名日本人。

在美国也得知了这件事。因已酿成了外交问题，所以伊万里县于明治四年十二月不得不将“未改心”的全体信徒予以释放以了结此事，然而海外的舆论的态度因此事而变得更加强硬了。

撤去告示和默认基督教

美国格伦特总统在接见岩仓大使一行时（1872·3·4），向他们提出了解除禁教令的劝告。国务卿也要求在条约中规定信教的自由。途中为领取全权委任状而归国的大久保、伊藤两副使向留守政府建议解除告示。在英国听到的也是对禁教令的指责，其他各国也都持同样的态度。伊藤在从巴黎寄给大隈参议、副岛外务卿的书信中解释道，即便是实际上的需要也必须对信教解禁。日本国内的启蒙学者中，也有不少像中村正直那样，以匿名的《拟泰西人上书》（明治五年）来论述信教自由的人。驻美国的代理公使森有礼还用英文写了一本《日本宗教自由论》，其中论述了信教的自由。津田真道也主张采用公教。政府根据岩仓大使的要求，在明治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太政官布告中，把禁止基督教的告示以“（撤去）告示文之仪乃一般熟知之事”为由而予以撤消。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了信教的自由，只不过是由于外国的屡加责难和出于修改条约的考虑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因不能公然实行禁教的政策，所以等于对布教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被释放的基督教徒到明治七年八月， 有 1930 人回到浦上。即便如此，密探还是在随时向三条太政大臣报告着信徒的情况。

基督教布道的延伸

由于撤消了告示，从而进入了合法的布道期，于是外国各派传教士便把布道的地盘从居留地延伸到其他地方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信教者的阶层也从没落士族、知识分子扩展到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富裕农民层。在这期间信教者中还出现了和自由民权运动有关连的人，并且还培养出了日本的布道者。日本最早的耶稣教会——日本基督公会的会员小川义绥、奥野昌纲于明治六年，在上总、八王子等地进行了最初的传教。明治七年，押川方义，井深梶之助等神学生进行了夏季传教。明治八年本多庸一开设了弘前教会。明治十一年海老名弹正开设了安中教会。

[熊本支部] 詹尼斯大尉于明治四年八月来到熊本，作为熊本西洋学校

（明治四·十开校式）的教师，以他为中心，当地的士族子弟海老名弹正等有志者 35 名，于明治九年一月在郊外花冈山朗读了《奉教趣意书》并宣誓签名。德富苏峰也在其中，明治九年九月西洋学校被废止后，他和浮田和民等人一起转到了前一年由新岛襄创立的京都同志社。同志社继承了熊本支部的传统。

[札幌支部] 美国人克拉克受开拓使的招聘，于明治九年到札幌农学校任教，授课中重视基于圣经的人格教育，虽在职仅 8 个月，但他的思想深深感化了学生们。克拉克辞任后入学的第二期学生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等人接受了卫理公会教派海黎斯牧师的洗礼（明治十·六），内村基于圣经而提倡无教会主义。

[横滨支部] 明治五年三月以无教派、福音主义为理念的 11 名同志在横滨创立了日本最早的耶稣教会。这个日本基督公会，明治十年十月和日本长老教会、苏格兰一致长老教会等共同设立了日本基督一致教会。所谓横滨支

部的青年，是指一致教会的，特别是被布郎和巴拉等指导的井深梶之助、植村正久、本多庸一、押川方义等人，他们本着教会主义的立场，确立了以日本为主体，教会为中心的传教体制，扩大了教会的势力。井深致力于创办明治学院，本多担任了青山学院院长，押川创立了东北学院（明治十九·五仙台神学校）。

[希腊正教] 幕末的文久元年（1861），作为俄国驻箱馆领事馆的司祭来日的尼古拉，因传教困难，首先着手于日语和东洋文化的研究，7 年后， 日本人最早的希腊正教徒泽边琢磨入了教。另一日本人新岛襄曾寄宿尼古拉家讲授日语，从箱馆密航到美国（1864）。尼古拉归国后，明治五年由函馆进京传教，同年俄国的阿列克塞亲王来日，尼古拉邀请知己副岛外务卿担当了翻译。明治二十四年，尼古拉堂（日本耶稣基督正教会）在骏河台完成。尼古拉在日俄战争中，指示帝大哲学教师俄国人肯伯鲁留在日本慰问收容所的俘虏，他作为大主教于 1912 年死于东京。从工部美术学校中退的山下林曾在俄国（明治十四～十六）学画圣像画，他的作品悬挂在尼古拉圣堂等处。

教育、社会事业和基督教

基督教各派在日本传教的同时，在社会文化方面，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救济事业方面积极展开活动。特别是初期的女子教育，传教士和他们的教会起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明治 20 年代，传教士的活动又推进了许多社会事业的改革，诸如孤儿院的设立、刑务所的改进、麻疯病的救治和妇女的矫风运动（矫正坏风习——译者注）等。

[学校教育] 明治三年，在横滨的郝邦施疗院内，由美国妇女基塔开创的学校变成了菲里斯日英女子学校（菲里斯是向日本派遣传教士的荷兰改革派教会外国传道局总干事父子的名字）。普鲁因夫人在横滨开办的教会学校是横滨共立女子学校的前身。美国教会在神户创立了神户女子学院（明治八），在京都创立了同志社女子学校（明治十）。另外在长崎开设了活水女子学校（明治十二）。作为基督教主义的女子教育机关，这些学校和一般女子教育标榜贤妻良母的教育方针相对立，尽力培养妇女们树立全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教会系统的学校出现了很多为矫运活动、妇女解放运动、救治麻疯病人等社会事业献身的妇女。

明治八年，新岛襄在美国传教士戴维斯等人的协助下，在京都挂起了官许同志社英文学校的牌子，招收了 8 名学生，同志社由此而起步。明治学院则是由日本基督教会系统的东京一致神学校（由布朗英语私塾发展起来的一致教会的学校）、东京一致英日学校（以郝邦英学塾为起点）和神田英日预备学校这 3 所学校于明治十九年合并，第二年正式成立的。立教学院是以明治七年美国圣公会威廉姆斯在东京筑地居留地内创办的英语学校为起点，明治十一年设立的女子学校。青山学院是以卫理公会派传教士于明治十一年在筑地设立的学校为起点，后和横滨同派的神学校合并，于明治十六年迁移到青山而成为东京英日学校，而后又改为青山学院（明治二十七）的。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些和教会团体无关但也信奉基督教的学校。明治女子学校（明治十八～四十一）由岩本善治创立（第一任校长木村熊二、镫子夫妻），其目标是要实现提高女性地位的新教育，北村透谷、岛崎藤村都曾在此校执教，岛田三郎、植村正久、田口卯吉等人也曾给予协助。相马黑光

（新宿中村屋的创立者）羽仁元子（最初的女记者，创立了自由学园）、大

塚楠绪子（诗人·《百度诣》）、野上弥生子（作家）、山室机惠子等人都毕业于该校。

[监狱的改进等] 明治五年美国教会派遣来日的传教医伯力，在神户调查监狱的情况后，向大久保内务卿建议进行监狱制度的改进（明治九），另外还向内务省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解释说明了培养护士的必要性。明治十九年在京都创立了同志社医院·护士学校。这所学校是继明治十八年在东京开设的有志共立东京医院（后为东京慈惠会附属医院）的护士教育所后，开设的又一所护士学校。明治十九年又设立了基督教护士养成所（樱井女子学校）。原胤昭在东京银座设立了基督教原女学校（明治九～十三），他是日本最早的基督教教诲师，后到钏路的集治监赴任，接受了伯力的意见，不断改善囚犯的待遇，并致力于保护刑满释放者的工作。从同志社神学校毕业的留冈幸助也来到空知，成为教诲师。而山室军平（冈山）着手于日本的救世军的创设与发展，是在明治二十八年以后的事。明治四十年（1907），救世军的创立者布什大将来到日本。

[圣经的翻译事业] 传道布教不可欠缺的是圣经翻译，当时，日本的圣经译本有向漂流民学习过日语的德国人久兹拉夫（1837 同乘莫里森号）翻译的《约翰福音之传》、英国人波特尔海姆（1846～1854 滞留琉球）的琉球语译书，还有戈布尔（马太传，明治四），这些翻译者都是捷足先登。明治五年，在全国传教士会议上（横滨），决定共同翻译新约圣经，布朗、郝邦、格林、松山高吉、奥野昌纲等担任翻译委员，明治十三年出版了日译本。对旧约圣经的翻译于明治九年做出决议，委员虽有替换，但最终决定由费尔倍克、弗依逊、赦邦、植村正久、井深梶之助和松山等 6 人组成委员会，在明

治二十年译完出版。至此，新旧约圣经共完成了 88 卷，同年召开了全译圣经的庆祝会。全部译出的赞美歌集（《新撰赞美歌》）于明治二十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