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俄战后的对策

桂内阁的退阵

桂太郎内阁渡过了日俄战争，随着媾和条约的签订和战争处理的完结， 桂内阁宣布了总辞职。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不仅警视总监因镇压日比谷烧打事件而被迫引咎辞任，芳川显正内相也因相同的原因隐退（九·十六）。

[户水事件] 在主战的 7 博士中，帝大教授户水宽人反对政府的既定方针，反对媾和，主张继续战争。为此，久保田让文相给户水教授以休职的处分（八·二十五）。东京和京都的帝国大学的法科大学教授会打出了大学自治、学问自由的挡箭牌向久保田让文相提出了抗议。接着，户水又和金井延、寺尾亨、冈田朝太郎、建部遁吾（以上东京帝大）、中村进午（学习院）等教授一起提出了拒绝批准媾和条约的上奏文。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日，由于户水休职和 6 博士上奏问题，文部省依据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本人的愿望免去了他的职务。东京、京都的帝大教授对此提出抗议，并集体提出辞职。为此，久保田让文相也引咎辞职（十二·十四），同日，后任的松井直吉总长也辞任了。户水于明治三十九年一月被恢复了法科大学教授职， 该事件才平息下来。

[桂内阁的总辞职] 内相、文相引咎辞职后，桂太郎首相没有再任命专任大臣，自己兼任维持着政权。在这期间，政府在媾和问题上得到了政友会干部原敬的支持，并达成了将政权交给政友会总裁西园寺的默契，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内阁总辞职。第一次桂内阁历时 4 年 7 个月，是一个长期政权。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的成立

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七日成立的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是内阁制度创立以来（三条实美临时兼任除处），第一个由旧公卿当首相的内阁。内阁中只有西园寺公望首相是华族（侯爵），开初他还兼任了文相，其他内阁成员为：加藤高明外相、原敬内相、阪谷芳郎藏相、寺内正毅陆相、斋藤实海相、松田正久法相、松冈康毅农商相、山县伊三郎递相（山县有朋的养嗣子）。虽说是准政友会内阁，但该党入阁的仅有原敬和松田二人。阪谷由大藏次官升任藏相，以负责解决内阁面临的课题之一：战后财政的对策问题。牧野伸显（大久保利通次子）由驻意大利公使被任命为文相（三·二十七）。

铁路国有化的实现

在西园寺内阁成立之前，召开了第二十二届议会（明治三十八·十二·二十八开幕），铁路国有法案、废止郡制案等都被提上了议程，议会通过铁路国有法案和京釜、京仁两铁路收买法案，但废止郡制案却被贵族院搁置起来。明治二十三年（1890）的经济危机以后，私营铁路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第二年铁路厅长官井上胜建议收买私营铁路。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在第三届议会上通过了铁路敷设法。该法（明治二十五·六公布）决定由政府计划敷设干线铁路网，以募集公债来筹措建设费用，将来再收买私设铁路，预定建设的铁路共有 33 条线。明治二十九年五月，又公布了北海道铁路敷设法。在

第十三届议会上，宪政党（星亨等 4 人）提出的有关铁路国有的建议案于明

治三十二年二月通过，同月，公布了铁路国有调查会规则（敕令），该会立案的铁路国有法案和私设铁路收买法案，在第十四届议会上，作为山县内阁的政府案提交审议，但没有得出结论（明治三十三·二）。从明治三十一年就开始建议国有化的东京、京都的商业会议所当中，东京方面于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拟就了具体方案，建议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这个建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视铁路为流通的手段，要求对铁路进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军队出于军事的目的也开始重视铁路这一运输领域，特别是通过日俄战争，更痛感统一官营和民营铁路的必要性。桂内阁时期就开始对铁路国有化进行了立案调查，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完成。西园寺内阁接过来于第二年的二月作为法案提交给阁议，但遭到加藤外相的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国有化侵害私有权，公债负担过重将招致经济界的混乱，由于加藤是岩崎弥太郎的女婿，所以可以认为加藤是反对铁路国有的三菱财团的代言人。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在将法案提交到众议院的当天，加藤因坚持主张，辞去了外相职务（三·三），由首相暂时兼任外相，直到驻英大使林董归国接任外相为止（五·十九）。铁路国有法案的具体实施方法是：在明治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的 6 年间，从发行公债中拨出 46000 万元收买全国 32 家私营铁路，原案

虽然在众议院原封不动被通过了，但贵族院却对该案进行了修改，削除了 15 家私营铁路，并延长了收买年限。接到修改案的众议院（杉田定一议长）， 在反对派议员全体退场的情况下，长谷场纯孝（特别委员长）省略了讨论， 而于议会闭会的当天付诸表决。结果以 214 票造成，0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案（三·二十七）。

[私营铁路的收买] 铁路国有法案（明治三十九·三·三十一公布）列举出到明治四十八年为止收买 17 家私铁的名单（第二条）。①这些私铁是：北海道煤矿、甲武、日本、岩越、山阳、西成、九州、北海道、京都、

阪鹤、北越、总武、房总、七尾、德岛、关西、参宫（按收买年月日的顺序） 这当中，九州铁路株式会社实际上是被三菱财团所控制，几乎垄断了煤

炭运输，持续着高利润的收入。私铁收买到明治四十年十月结束，公债发放额达 456195000 元。铁路国有法公布时，官设铁道东海道、北陆、信越、筱井、中央、奥羽、吴、舞鹤、阴阳（山阴）、鹿儿岛、北海道各线合计才有1531 英里，与收买的私营铁路线总长度 3004 英里相比，只相当于被收买私铁的一半。

[铁路院的设置] 隶属于递信省的铁路作业局，明治四十年四月作为特设官厅成立了帝国铁路厅。该厅的职员救济工会（明治四十·五制定了规则）， 是救济工会事业的开端。根据铁路国有法，当收买工作结束后，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废除了帝国铁路厅和递信省铁路局，把铁路院作为独立的官厅，直属于内阁总理大臣（敕令）。这样就把监督和运输两部门一元化了， 后藤新平递相（第二次桂内阁）兼任总裁。后藤总裁奖励铁路经营的高效率、提倡节约购买煤炭和枕木的成本，力主实行铁路独立核算。另外还制定了制服，不仅工作现场的员工，就连总裁以下的全体职员也都穿制服，得到了社会上的好评，后藤还曾身着少年团总裁的制服周游了全国。铁路院升格为铁路省（大正九·五）以后，制服制度也进行了修改，在铁路省内不再实行。

① 各名称下都加铁路株式会社。

郡制废止法案和原内阁

原敬内相根据日俄战争后的地方实情，为了实施改革，在第二十二届议会上提出了废止郡制法案和促进町村合并的市、村、町制修正案。在郡制（明治二十四·四施行）方面，采取废止郡役所，将其自治体的机能分别划归到府县和市町村，以及减轻町村财政负担的方针。但郡制是元老山县当内相时制定的，老官僚和警官都被任命为郡长，其权力已配置到行政的末梢。因此， 山县系官僚、议员强烈反对废止郡制，虽在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了废止法案， 但在贵族院的审议却无结果。原敬内相坚持要废止郡制，在第二十三届议会

（明治三十九·十二·二十八开幕～四十·三）上再一次提出了废止法案， 众议院虽然又通过了，但贵族院却以 108 票赞成，149 票反对而予以否决（明治四十·三·二）。山县系官僚势力和政党势力的对立，虽然暂时保住了郡制，但随着政党内阁的成立，郡制最终还是被废止了（大正十·四，原内阁）。另外，东京市议会、府议会通过废止请愿后，原内相还改革了警视厅的机构， 将警视厅由受首相、内相的双重管理，改为直属于内务大臣支配（明治三十九·四），并且还淘汰了一批老朽的地方官，从而击溃了官僚的根据地。

经营满洲的开端

由于日俄战争，日本将自义和团事变以来的最大兵力派到满洲，把事实上的占领者俄国的势力从满洲排挤出去后，日本势力取而代之。在这以后的40 年中，日本和中国领土的满洲保持了很深的联系。如果日本单独占领经营满洲，英美为首的列国自然会提出门户开放的要求，因而对西园寺内阁来说， 满洲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与中国间关于满洲的协约] 根据朴茨茅斯媾和条件，关于日本从俄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辽东半岛租借地，以及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附属诸权利问题，日本政府为取得中国的同意，任命了小村外相（特命全权大使）和内田康哉公使为全权代表（明治三十八·十一·四）。担当了重任而由美国归来（十·十六）的小村，连养病的空余时间都没有，便由东京出发（十一·十六），在横须贺港乘军舰前往中国（大沽），除山座等随员外，医学大学副教授宫本叔博士也与其同行。在北京，从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和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庆亲王及袁世凯等人共会谈 22 次，历时 42 天，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签署了《关于满洲的日中条约》3 条和附属协定 12 条（明治三十九·一·三十一公布）。根据这些条规，中国承认了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的诸权益。在会谈过程中，驻北京的各国公使，特别是俄国公使，密切注视着会谈的进展情况，如果中国给了日本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以外的权益，俄国也将向中国全权提出同样的要求。会议记录里共记载了 16 条秘密事项，会议结束后，中国随员的评论是：“这次谈判是在三密中进行的，即亲密、详密、秘密”。小村于明治三十九年元旦归国，而桂首相则在前一年日中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十二·二十一）提出了辞呈。

[满洲问题协议会的召开] 满洲问题成为西园寺内阁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西园寺首相从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起，共用了 3 周时间，以非正式访问的身份到满洲进行了实地考察旅行，在此基础上，五月二十二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有关满洲问题的协议会。出席者除西园寺首相外，还有伊藤、山县、大山、松方、井上等 5 元老，以及寺内陆相、斋藤海相、阪谷藏相、林外相、桂前首相、山本前海相、儿玉参谋总长。会议上，伊藤统监（在韩

国任职中）认为，在满洲的门户开放问题上英美已提出了抗议，无论从国际协调还是从对中政策上都应尽快废止军政管理和实施对大连的开放。这以后从明治三十年起，大连成为开放的自由港。

[撤消军政和关东都督府] 在满洲占领地的军政，以明治三十七年五月设立的由军政委员组成的安东县军政署为开端。日俄媾和成立后，明治三十八年十月又设置了关东总督府，负责关东州（辽东半岛租借地）的守备和民政，管辖关东州内外的所有军政机关，大岛义昌陆军大将被任命为关东总督。在北京会谈（关于满洲问题的中日条约的交涉）的时候，中国方面也向日方再三陈述了对日本军政的不满，而小村全权却认为维持治安是日本军队的责任，主张到撤兵期限为止继续实行军事占领。在满洲问题协议会上，伊藤指出，满洲军政“名目上虽是军政署，但实质上纯粹是民政厅”，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满洲，其行政责任应该让中国负担。明治三十九年八月一日公布了作为普通行政机关的关东都督府官制（敕令），取代作为军事机关的关东总督府，关东都督从陆军大将和中将中任命，负责关东州的管辖和保护管理南满洲铁路，大岛义昌总督（山口）就任了关东都督（明治三十九·九～四十五·四）。中国的地方官奉天将军不信任日本的将校，但对温厚的大岛却表示出敬意。随着关东都督府的设置（明治三十九·九），关东州的军政改成了民政，此后满洲占领地区的军政机关相继被撤消。日俄两军从满洲完全撤兵是在明治四十年四月。以后关东都督府的陆军部独立出来，成为关东军司令部，同时民政部也变成了关东厅（大正八·四）。

[哈里曼收买铁路计划的中止] 美国的铁路大王哈里曼在日俄战争中和金融界的巨头施服一起为日本的公债募集出了大力，作为绕世界一周交通构想中的一环，他计划收买南满铁路。在朴茨茅斯会议开始的当天

（1905.8.10）。哈里曼从纽约出发，于八月三十一日来到横滨，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然而也碰到了来自反对媾和条约一派人的骚扰。哈里曼的提案是把满铁作为日美共同事业来经营，即由日本政府方面出铁路，由美国方面出资金的合资形式，这一提案得到苦于财政困难的日本政府的赞成，哈里曼在与桂首相签署了备忘录（十·十二）后，当天便启程返美。和哈里曼旅途相错的小村全权此时从美国归国（十·十六），他以该合资计划对日本不利， 同时也违背媾和条约为由坚决予以反对，为此，日本政府向返美的哈里曼提出了取消备忘录的请求。随后关于满洲问题的日中协约签署后，第二年一月又一次向哈里曼转达了中止契约的决定。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设立

以铁路为主体经营满洲的政策，是后藤新平在日俄战争中提出来，并得到儿玉源太郎（满洲军总参谋长）的支持而有所进展的。后藤被儿玉台湾总督提拔为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在新殖民地，他发挥了经营、开拓铁路事业以及砂糖、樟脑的专卖事业的才干。儿玉和后藤的合作对满铁的设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儿玉在事业的半途中突然死去，后藤继承了儿玉的构想。日俄媾和条约第 6 条中关于俄国承认让渡的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间的铁路以及包括支线和经营煤矿的附属权益，后在和中国的协约中又加上安东至奉天间的军用铁路的改建和经营权等也得到中国的承认（明治三十八·十二）。在此基础上，内阁正式成立了以儿玉参谋总长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委员会。委员会委员有珍田舍己（外务次官）、山座円次郎（外务省政务局长）、若

槻礼次郎（大藏次官）、荒井贤太郎（大藏省主计局长）、仲小路廉（递信次官）等，关于经营满洲的策略，2 个月后提出了报告书。根据报告书，明治三十九年六月八日公布了关于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敕令，并规定了会社的构成和权限，七月设置了设立委员会，10 天后儿玉委员长病逝（七·二十三）。八月一日，由山县递相、阪谷藏相、林外相联名向满铁设立委员会提出 26 条命令书。三大臣命令书规定了政府对满铁的命令和干涉权，其中还包括忌讳向社会公开的条目。为此，满铁尽管采取了株式会社（即股份制） 的组织形式，但其实质上却是具有公有企业性质的国家机关。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创立总会，以资本金 2 亿元（一半由政府的实物出资）设立

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剩下的 1 亿元由中国政府以及日中两国共同募集，

第一次股份募集（明治三十九·九），应募高达 1078 倍，形成了投机热。会社本部设在了东京，后移往大连，后藤新平就任了第一任总裁（～明治四十一·十二）。明治四十年四月满铁开始营业，但事实上的资金筹集却依靠了英国货币的公司债券。

经济萧条的慢性化

为了筹集日俄战争的军费，日本外债高达 8 亿元，媾和中又未获得赔偿金，战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后以增加棉线和生丝的输出为转机，经济开始得到恢复，明治三十九年，由于铁路国有法的确立（三月）和收买私铁（十月～），以及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设立和募集股票，企业热一时高涨起来。但是进入明治四十年后，股票、经济都开始后退，1907 年 10 月由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浪头也涌到了日本，向欧美的生丝输出锐减， 由于船舱过剩，海运不振，造船业也进行了人员裁减和整顿，继而便出现了失业者。接着危机又波及到范围广大的各工业部门和煤炭业。与此同时农业的危机也随之而来。在这种经济状况中，政府明治四十一年度的预算编成， 企图以增加间接税和延期各项事业来摆脱年收入不足的困境。针对这一措施，明治四十一年一月以后，全国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展开了反对增税案运动。

日俄战争后的危机是 1907 年（明治四十）世界危机中的一个环节，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日本经济到 1914 年（大正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始终未能摆脱慢性萧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