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

森文相的教育政策

在创设内阁制度、公布市町村制等健全行政机构、地方制度，以及筹备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教育政策也以实施立宪制为目标，制定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明治十八·十二～二十二·二）废止了教育令（明治十二·九，十三·十二修改，十八·八再修改），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和各类学校的敕令，确定了学校体系的基础。同时提倡在学校中树立忠君爱国的风气，并且改革教育课程，实施了小、中、师范各类学校的教科书检定制（明治十九·五·十）。另外，为了提高学校体育教育的质量，由体操传习所（明治十一·十～）培养体操教员，同时与修改征兵令相结合，采用军事体操训练法。森文相对这种作法给与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以期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另外，森为了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又倡导“学校经济”，所谓学校经济即不问智力、劳力和财力，只求适合于经济主义的有实效的教育。

[森文相遇刺] 森有礼按照自己的信念实行文教政策。青年西野文太郎则误认森是基督教徒，又轻信了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森在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的行为，于是在宪法发布的当天（明治二十二·二·十一），便刺杀了森有礼，森在遇刺的第二天死去。随后递信大臣榎本武扬转任文部大臣（后藤入阁后就任了递信大臣）。

学校令

明治十九年三月二日制定了帝国大学令，四月十日制定了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及诸学校通则，这些法令通称为学校令（～昭和二十二）。由此确立了以小学校为基础，推进高等教育系统和师范教育系统的复线型学校教育体系。

[帝国大学令] 帝国大学令第一条明确规定：“帝国大学需应国家之需要，以教授学术技艺以及研究深奥之学问为目的。”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即研究生院——译者注）和分科大学构成。所谓分科大学有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后又加进了农科大学（明治二十三·六）。这样组成的东京大学（明治十·四～）成为帝国大学，作为最高学府培养了大批高级官僚和各界的领导人物（明治三十年六月，京都帝国大学设立后， 成为东京帝国大学）。

帝国大学总长（敕任）相继为渡边洪基（明治十九·三～明治二十三·五）、加藤弘之（～明治二十六·三）、浜尾新（～明治三十·十一）。最初的学位，根据学位令（明治二十·五·二十一敕令）授与了 25 人（见表 29）， 紧接着第二个月又授与中村正直等 25 人。①

[师范学校令] 培养教员，最初是小学校教员，接着培养中等学校的教员也成为当务之急。明治十四年八月，文部省制定了师范学校教则大纲，使师范教育从形式到内容得到了统一。师范学校令把“生徒应具有顺良、信爱、威重的气质”作为教育的目标，后将“威重”改为“德性”。原则上各府县

① 夏目金之助（漱石）于明治四十四年拒绝了授与他的文学博士学位。

都要设置一所普通师范学校，东京师范学校则被当作高等师范学校（明治十九·四，第一任校长是中村正直）。对师范学校的学生实行的是供给制，免交学费，学生生活为全住宿制，并且要接受军事体操训练。

[中学校令] “中学校是希望就业或希望入高等学校者”必须要接受的教育（第一条），具有就职和升学二重性质，它分为高等中学校和普通中学校，从而形成了小学校→普通中学校→高等中学校→帝国大学的学校体制。高等中学校（2 年）是进入帝国大学的预备阶梯。与中学校令公布的同时，东京大学的预备学校被改成第一高等中学校。到明治二十年末为止，先后设立了第二（仙台）、第三（大阪→东都）、第四（金泽）、第五（熊本）和山口、鹿儿岛（造士馆）等各高等中学校、萨、长两藩也设立了一所高等中学校。明治二十七年六月，根据高等学校令，各高等中学校改成高等学校。 [小学校令] 小学校也分为普通、高等两种。原有小学校令（明治十

九·四）于明治二十三年被废止，接着又制定了新小学令

表 29 第一次学位授与（明治二十一年五月七日）

• 帝国大学在任人员。

（明治二十三·十），这个新小学令是伴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而产生的， 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又作了全面的修改，4 年制普通小学校的义务教育由此确立起来。

[教育法令的敕令主义] 以明治二十三年十月根据敕令而制定的小学校令为先例，以后有关教育的基本法令，形成了不根据法律，而在原则上依据敕令制定的惯例。在教育立法方面排除了议会干预教育法令的敕令主义，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大战后的改革前。

教育敕语的发布

明治二十一年前后，府县知事中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提出了德育的要求，明治二十三年二月在地方长官会议上，要求榎本武扬文相（森的后任） 确定以德育为教育的基础。在此之前的政府内部，伊藤博文把政治和道德宗教加以区别，反对元田永孚和西村茂树的儒教主义教育理论。山县有朋曾为军人敕语的发布（明治十五）付出了很大努力，就任首相后又着手制定德育的方针。他在明治二十三年三月的建议中把教育作为保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以及维护国家独立的对外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强调了“第一兵备，第二教育”的主张。同年五月，山县将他任内相时所信任的次官芳川显正（德岛）

代替榎本安置在文相位置上。最早的教育敕语草案由中村正直起草，但井上毅（法制局长官）建议要避免政治嫌疑、宗教色彩和有关哲学理论上的问题

（明治二十三·六）。后根据山县的请求，由井上毅着手草拟了敕语草案初稿后，山县又要求侍讲元田永孚进行修改。元田永孚在德育细目上做了修改， 而井上案中的“要时常重视国宪遵守国法”这类立宪式的文言被保留了下来。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阁议决定上请天皇裁决“关于德教的敕语”，二十五日重新誉写上奏，十月三十日公布的前夕改为“关于教育的敕语”。和军人敕语公布时一样，没有大臣的副署，在宫中由天皇亲手交给山县首相和芳川文相，由于是天皇亲自表明的意思，故作为超越法令的绝对规范传达给了国民。教育敕语中除忠孝之外还表明了普遍的道德规范，并强调了“一旦有缓急，必义勇奉公”的义务。

[祝祭日仪式的确定] 纪元节、天长节（明治六·一）等庆祝、祭祀日， 以教育敕语的发布为契机，明治二十四年六月，以文部省命令的形式制定了

《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规程规定了国家的纪元节、天长节等祝祭日在学校举行仪式时的内容和方法。此外，还向各学校分发了“御真影”（天皇和皇后的照片）以供礼拜；奉读教育敕语以及齐唱仪式歌曲；还有在升国旗的“旗日”里举行仪式。这一系列的活动，对进行国家主义教育和对国民的精神教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内村鉴三不敬事件] 明治二十四年一月九日，在第一高等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基督教徒内村鉴三在朗读教育敕语之际，没有向“御真影”礼拜， 因而在当天被罢免了教师的职务。当时正是国粹主义抬头期间，井上円了（哲学馆创立者）提倡排斥耶稣教，改良佛教（《真理金针》明治十九、二十）， 因此以内村鉴三不敬事件为契机，国家主义者和佛教徒攻击、排除基督教的呼声高涨起来，井上哲次郎（巽轩）在论文“教育和宗教的冲突”中，指出基督教和教育敕语的精神不相容。而井上的《敕语衍义》（明治二十四）从哲学角度奠定了教育敕语的基础，随后内容相同的有关教育敕语的注释书相继问世。田村直臣出版了《日本的新娘》（英文 1892），遭到日本基督教会内外的批判。

井上文相和实业教育

明治二十六年三月，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他除提出实业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提倡建立伴随产业近代化的实业教育制度外，还着手对文教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二十七·八）。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和高等女学校令。①

① 明治四十四年当时的实业学校为 503 所，实业专门学校 20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