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整顿

学制以前的小学校

明治维新后，不但很多寺子屋和私塾继续遗留下来，而且在全国各地又新设了许多小学校，所以在明治五年的学制颁布前已实行了初等教育。明治二年二月制定的府县施政顺序，在“设立小学校”的项目中规定了“书学、素读、算术”等和寺子屋同样的实行读写、算盘的基础教育。明治三年二月， 在大学（文部省设置以前的教育行政官厅）制定的学校设置计划中规定，“中小学规则”中的“小学”是实施把 8～15 岁的儿童送到中学的预备教育阶段。

[静冈藩] 明治元年十二月，由移住沼津的德川家旧臣设立了沼津兵学校附属小学校，明治三年一月成了静冈藩小学校。制定规章实行兵学校的预备教育，但也对一般庶民开放，教科内容和教育方式中含有近代色彩，给其他地方的学校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作为近代小学校的先例之一颇为引人注目。

[京都府] 针对一般庶民初等教育的小学校，在京都设立得较早。在担任京都府知事的槙村正直的亲自策划下，从明治二年五月到年末，在每个町组各设立一校，共设立了 64 所小学。在学区制中，上京第 27 组小学校（后为柳池小学校）建校最早（明治二·五·二十一）。对学校的设立，京都町民给予了资助。学校的平常开支和有无儿童无关，各家各户都要课税。福泽谕吉在《京都学校记》中讲到设立学校计划的同时也讲到学校经费的征收和运用方法，赞扬了作为近代小学先驱的京都学校。

[东京府] 在首都东京，明治三年五月把 6 所小学校分别设在芝、市谷、牛进、汤岛、浅草、深川的寺院中。明治四年七月文部省设置后，东京府的学校归文部省直辖。同年十二月，在东京府下令开设 6 所小学校和洋学校的布告中，说明了“人人不得不学”的必要性，其中体现了和“学制”相通的开明教育思想。

[乡学校] 另外还有由地方有志者设立维系的庶民学校即乡学校（也称乡校或乡学所），神奈川县和德岛县等地计划设立的学校很多。筑摩县的（明治四～九）永山盛辉（参事，后为权令）就热心于小学校的设立，该县发布了《创立学校告谕书》（明治五·二），鼓励县下各村设置乡校。在福山藩， 明治四年一月组织了启蒙社，在藩内各地设立了启蒙所（师匠一人），让 7～ 10 岁的儿童入学。

[诸藩的学制改革] 在福山藩，明治三年公布了学制改革，制定了学校规则，7 岁入学学习“普通学”。在福山藩学校教师中有《法国学制》的译者佐泽太郎，废藩后的明治五年二月出仕文部省。另外在岩国藩，根据明治三年十二月的学制改革，计划设立小学校、中学校和外国语学校，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在建议学制改革的藩校的“学制之议”中，其构想与明治五年

《学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学制的成立

明治四年七月十八日在废藩置县后不久即设立了文部省，并从大学那里继承了教育行政的业务，大木乔任（佐贺）就任了第一任文部卿。根据同年十二月的文部省职务定制，决定“统率大中小学校之官员”“教育全国人民，

使之得其道以为己责”即把确立学校制度作为当务之急。

在学制起草中参考了欧美诸国的先进的教育制度（内田正雄译《和兰学制》，明治二年刊行，河津祐之、佐泽太郎译《法国学制》，明治六～九年刊行，于学制以后）。与此同时，则要求府县提交所管辖内的学校、私塾或旧藩设立的学校情况的调查报告。四年十二月任命了学制取调挂。学制取调挂中除箕作麟祥、岩佐纯、内田正雄、长炗、瓜生寅、木村正辞、杉山孝敏、噪新次、长谷川泰、西潟讷、织田尚种、河津祐之等 12 人之外，还有国、汉

学者长（三洲）和木村 2 人，及其以委员长格的箕作为首的洋学系统的人（杉山、西潟、织田三名为文部行政的关系人）。学制起草时，经过委员们的努力，于明治五年一月拟就了学制大纲，接着将学制原案上报给太政官，通过左院的审议后，在正院却遇到了经费问题。实施学制的前夕，文部大辅福冈孝弟除财政问题之外还就一般行政和另行制定的学区制等问题提出了疑问， 由于学制本文发布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学制实施后便出现了种种的困难。

学制的发布

明治五年八月施行的“学制”本文由 109 章组成。另外在太政官布告中还有阐述学制宗旨的序文，因在结束语中有“右之通被仰出候”（如右文所示——译者注）一句，故又被称为“学制被仰出书”。文中写道：“学问乃立身之财本”，故要想“人人自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遂其生”，必须要“修身、开智、长才艺”。其实学制思想类似于福泽谕吉的《劝学》。在此以前的学问只限于士人以上的阶层，学制颁布以后则普通人即“华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子”（后又加进卒）都能进学校学习，“必能期待邑无不学之户，

表 21 学区制

家无不学之人”，基于四民平等的原则以期待教育的普及，并向父兄们强调了让子弟就学的义务。以后学制又追加了内容，到明治六年七月全文成了 213

章。学制明确表示由文部省统辖全国的学政，并制定了学区制，全国分为 8

大学区，一大学区又分为 32 中学区，一中学又分为 210 小学区。其构想是在一个大学区设置一个大学校，一个中学区设置一个中学校，一个小学区设置一个小学校。明治六年四月改为 7 大学区。（表 21）

[学制的学校体制] 学校分为小学（校）、中学、大学 3 个阶段，小学校中有下等小学（4 年）、上等小学（4 年），中学有下等中学（3 年）、上等中学（3 年），形成了 4·4·3·3 制。大学没有确定年限。另外还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外国语学校。小学校的类别中除寻常小学外，还有女儿小学、村落小学、贫人小学、小学私塾、幼稚小学等，学龄根据政令定为周岁6 岁～14 岁（明治八·一）。义务教育虽定为 8 年制，但根据后来的小学校

令（明治十九·四），实际上 4 年的普通小学为义务教育。

学制的实施

在学制实施方面，文部省首先着力于设置小学校，于明治五年九月公布的小学教则中决定了教科内容、教科书、授课时数等，同时期待着尽快开设培养教员的师范学校。明治六年三月，文部省中以出国考察过欧美教育制度的田中不二麿（同月出任三等，十一月文部少辅）为中心来推进学制的实施。同年六月美国人莫赖作为文部省的顾问来日，具体负责指导教育行政。按照

当初的学制计划，要设置 8 大学区、256 所中学、53760 所小学，但到明治十一年，小学校的设立数仅只达到 26584 所。刚开始实施学制时，多数的小学校是以寺子屋、私塾为母胎，把寺院和民家作为校舍，教师是原寺子屋的师匠或藩校的教师。

[初期的教科书] 小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是欧美教科书的①翻译本、改编本和福泽谕吉的《劝学》、《世界国尽》等启蒙教材。但同时也使用往来物（日本古时的教科书——译者注）和汉籍类的书。

[就学状况和学制批判] 在地方上，“学区的管理者”和户长承担就学的监督工作。学校的设立和维持，原则上是民费，即由居民负责经费，有的家庭子女一上学就失去了劳动力，征收授课费便成了问题，各地方负担的月额只有一钱～三钱。对于学制中的教育内容遭到了汉学者的批判。明治十年四月，西村茂树（文部大书记官）巡视了第 2 大学区后提出报告指出，由于官府的严厉说教，就学率虽有了增长，但以现行的方法将教育普及到全国， 却是民力难以承担的，所以必须降低学校的费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反对学制的暴动，甚至破坏了校舍。明治十一年就学率达到 41%，男子的就学率是57%，与之相比，女子要低 23%。

[师范教育] 要发展教育，培养教员自然成为当务之急。明治五年五月， 首先在东京创立了文部省直辖的师范学校（明治六·一，设附属小学校）， 从明治六年到七年，在各大区各设一所师范学校，如爱知、大阪、广岛、长崎、新潟、宫城等师范学校。另外在东京还设立了女子师范学校，明治八年开校，明治九年又设立了附属幼稚园，明治十年，设立了小学校，成为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的中心。为了指导师范学校，明治五年八月招聘了美国人斯克特（明治四·八～明治十四在日），输入了欧美式的学校同步教授法。

高等教育机关的设立

在新政府成立不久的明治元年，复兴了旧幕府的最高教育机关昌平黌， 设置了昌平学校；接收旧幕府的医学所后组成了医学校（六月）；再兴洋学教育的中心开成所（蕃书调所的系统），建立了开成学校（九月）。明治二年六月，昌平学校定为大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均被当作大学校的分校， 同年七月制定了大学校的官制，大学校作为教育行政官厅统辖各府县的学校。因大学（改称大学校）的本校在汤岛，开成学校在其南面（神田一桥）， 医学校在其东面（神田和泉桥），故同年十二月又分别称开成学校和医学校为大学南校和大学东校。

庆应四年二月，新政府任命玉松操、平田銕胤、矢野玄道等国学者为学校挂，由于皇学派和汉学派都在争夺教育的主导权，所以明治元年九月在京都设置了皇学所和汉学所。两所在教授公家神官的子弟国学和汉学时，都站在复古主义立场上，相互的争斗仍在持续。时代要求吸取近代的西洋学术， 为了在京都创设大学校，皇学所和汉学所于明治二年九月被废止。后来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东京，从而中止了京都大学校的创设计划（明治二·十一）。在东京，明治三年七月大学校虽被封闭，但同月，从各藩选拔上来的贡进生都汇集在了大学南校。明治四年七月因废藩，汇集的贡进生们也被解散。但

① 翻译教科书，如师范学校编刊（明治六年三月）的《小学读本》，是以美国的威尔逊读本为原本，书中印载有儿童打棒球的图画（棒球一语未出现）。《地理初步》也是根据美国人的初等地理书改编的。

贡进生出身的鸠山和夫（真岛藩）、小村寿太郎（饫肥藩）、古市公威（姬路藩）、穗积陈重（宇和岛藩）、杉浦重刚（膳所藩）等人被选入文部省的留学生（明治八年以后）；另外像伊泽修二（高远藩）、高平小五郎（一关藩）、加太邦宪（桑名藩）、石本新六（姬路藩）等人，以后都是活跃于各界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依学制南校被定为第一大学区的第一中学，明治六年四月作为专门学校又恢复了开成学校的校名，且把英语定为授课用语（同月），紧接着又更名为东京开成学校（明治七·五），开设了法学、理学、工业学（以上用英语教授）、诸艺学（法语）、矿山学（德语）等五个学科。第二年废除了诸艺、矿山二学科，设置了法学、化学、工学、法语物理学四学科。该校于明治十年四月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了东京大学，共设置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加藤弘之历任法、理、文三学部综理（即总理——译者注），明治十四年七月成为东京大学第一任总理（到明治十九年一月在任， 二十三年五月为帝国大学总长）。

工部省工学校（明治四·八）明治十年改称工部大学校，明治十九年和东京大学的工艺学部合并成为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开拓使临时学校（明治五·三）移至札幌（札幌学校），明治九年成为札幌农学校，此学校模仿美国的农科大学，与驹场农学校输入德国农学相对应。商法讲习所于明治八年八月由森有礼自费在东京的京桥创设，美国人伊李甫逸度尼担任商业教育。同年十二月森赴中国任公使，商法讲习所由东京会议所接收，后隶属东京府， 在所长矢野二郎和东京商法会议所会头涉泽荣一的奔走下，学校得以继续维持。明治十七年三月移交农商务省管理，改称东京商业学校（明治二十·十高等商业学校）。应社会要求而开办的外国语学校，明治七年共设官立 9 校，

公立 8 校，私立 74 校。东京外国语学校是明治六年在开成学校的语言学课程基础上设置的，明治十八年合并到东京商业学校。（表 22）

[私立学校] 私塾以福泽谕吉在东京开办的庆应义塾为首，还有中村正直的同人社、箕作秋坪的三叉学校、尺振八的共立学舍、西周的育英舍、津田仙的学农社、近藤真琴的攻玉塾（文久三年）、村上英俊的达理堂、福地源一郎的日新社等。旧南部藩主（明治三年废藩）明治四年设立了共惯义塾， 原敬曾就学于此。到明治五年相继出现了很多旧藩主创立的以学习外国语为中心的私塾。而作为私学发展起来的只有庆应义塾（安政五年开塾，庆应四年改名称），明治十年以后，随着官立学校的整顿和士族阶层的没落，私学的经营因政府拒绝借给基金而发生危机，但后来经改善管理制度，明治十三年以后，地主、有产阶层子弟入塾的又逐渐增多了。

表 22 大学系统图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早在幕末的庆应二年四月，幕府就已允许留学生为学术和贸易而出国学习，当时幕府和诸藩向英、法、美各国派出了留学生。新政府也奖励出国留学，明治三年十二月制定了出国留学规则，并将留学生事务由外务省转给了大学。明治五年的学制中又修改了出国留学规则，出国留学生全部归文部省掌管，并将留学生分为官选和自愿两种，从出国的具体手续到归国后的义务详细地做了规定，明治六年三月学制第二编中进一步做了增补。明治七年左右，留学生的人数包括维新前就居留在外国的人在内约有 580 人，其中在美

国居留人数最多，超过 200 名，居留英国和法国的人合起来占大多数，在俄、德等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人。明治四年在派遣岩仓使节团赴欧洲之际，赴欧美留学的华士族子弟就有 54 人，开拓使女子留学生 5 人也随团同行。明治四年十月政府在给华族的敕谕中也表明奖励出国留学。大藏省要求岩仓大使监督检查在外留学生，为此岩仓在访问地和留学生进行了接触。明治六年十二月， 除陆海军方面的留学生以外，命令其他留学生全部撤回。明治八年五月文部省又制定了向留学生贷款的规则，由于规则过于严格，结果不是应募，而是从东京开成学校学生中选拔了一批人送往各国。明治十五年二月制定了官费留学生规则，贷款留学生改为官费支付，从东京大学毕业生中进行选拔，并指定学科、所去国、学习年限和学校等。这是为了从外国人手中将一整套大学教育的方法手段借鉴过来，并同时要求留学生们学成之后必须服务于国家。①

① 明治十四的留学生，除外务、文部两省的二名外，六名都成了帝国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