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朝鲜问题的处理

朝鲜的开港

朝鲜开国后，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担任了对朝鲜的关税开港的交涉任务， 从明治十年起到十三年之间他数次奉命前往朝鲜交涉。十二年八月议定开放元山津港，十三年五月实现了元山开港。同年十二月公使驻京问题也得到解决，到明治十四年二月只剩下仁川的开港问题未解决，但到明治十五年九月仁川开港问题也达成了协议。明治十四年五月朝鲜考察团到日本，十一月修信使赵秉镐为交涉通商条约抵日，后此事移至汉城（京城）交涉。花房公使于明治十五年五月到京城赴任，正当临近仁川开港，日本对朝鲜的开化政策步入轨道之际，朝鲜京城发生了事变。

壬午事变（第一次京城之变）

在日本指导下，朝鲜制度改革的第一步是军制改革，明治十四年七月， 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作为最初的陆军教官受聘在朝鲜京城着手训练新式军队。面对国戚闵妃派政权推行的开化政策，被迫隐退的大院君煽动对改革不满的旧式军队的士兵，于明治十五年（李太王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袭击了京城的日本公使馆，叛乱者冲入了昌德宫。堀本中尉等 7 名日本人被杀害， 花房公使一行从京城逃出由陆路退出仁川，在济物浦被英国测量舰（飞扬的围巾号）的舰长救助，乘船抵达长崎（七·二十九），听候井上馨的指示。接到事变报告的日本政府，在阁议上（七·三十一）根据井上的主张，决定不直接使用武力，用军舰进行示威，为保护日本居留民向釜山派遣了军舰， 井上外务卿西下下关，向花房公使传达了训令，命其再度赴朝鲜（八·十）。

[济物浦条约] 花房公使乘明治号再次渡朝抵达仁川（八·十二，金刚、日进舰先抵），在两个步兵中队的护卫下进入京城，接着谒见国王提出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八·二十）。在朝鲜方面的拖延政策迫使花房公使向仁川撤退之际，大君院被中国代表诱骗至天津，排除了交涉的障碍，为此朝鲜政府改变了态度，八月三十日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共 6 条），条约规定；（1）逮捕并处死袭击公使馆的叛乱者；（2）向日方受难者的家属、负伤者支付慰问金 5 万元；（3）损害费赔偿 50 万元；（4）允许守备公使馆的日本兵驻留；

（5）向日本派遣谢罪使等。缔结条约的同一天，日本在仁川和朝鲜全权代表李裕元、金宏集之间缔结了日朝友好条约，内容是：（1）扩大居留地；（2） 追加开放市场；（3）允许公使馆馆员在朝鲜内地游历。

[壬午事变和国内动向] 当京城发生事变后（也称壬午军乱），日本各报纸竞相由下关、长崎向仁川、京城派遣通讯员进行报道。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主战论一时甚嚣尘上，民权派的报刊中也出现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论争。政府在事变后不久，发出了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同月， 山县参事院议长建议用烟草的增加税充当军备扩张的费用。九月，岩仓右大臣也主张把扩张海军作为当务之急，同时强调为了朝鲜尽量避免日中间的争端（明治十五·十）。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要员中，不满济物浦条约的人， 甚至以恢复琉球为名，要求对日本进行征讨。

[金玉均和福泽谕吉] 朝鲜派往日本的“绅士游览团”（明治十四·五） 中的鱼允中敬佩福泽谕吉的见识，于是让俞吉濬和另一人进庆应义塾学习，

归国后又将金玉均（1872 年科举考试中考第一名的青年政治家）介绍给福泽。明治十五年十月，金玉均作为修信使朴泳孝的随员来日，会见了井上毅外务卿，他希望借助日本以实现朝鲜的改革和独立的志向。朴、金等人还接触了涉泽荣—和福泽。福泽将庆应义塾门下的牛场卓藏、井上角五郎送到朝鲜，井上在京城创办了朝鲜最初的报纸《汉城旬报》。这样，由在野的福泽展开了对朝鲜的文化援助。福泽的《脱亚论》就是在这一系列活动之后发表的。

甲申事变（第二次京城之变）

朝鲜的国戚闵氏派依靠中国，被称之为事大党，与此相对，金玉均靠日本的援助策划朝鲜的政治改革，被称为开化党或者是独立党。1884（明治十七）中国和法国在安南发生争端，中国军队的败讯传来，京城内流言四起。金玉均等人利用这种形势频繁地与京城日本公使馆的办理公使竹添进一郎

（明治十六·一～）往来并进行策划，因金玉均提出武力改革计划，竹添公使将甲乙二案送给本国听候训示（十一·十二）。政府未能采用甲案（援助独立党导致内乱的直接行动策略），而指示采用乙案，即和中国保持协调关系，抑制独立党的消极政策（十一·二十八），然而未能等到训示返回京城便发生了第二次京城事变。

明治十七年十二月四日，朝鲜独立党在京城邮电局开业式的当天执行了政变计划，他们在混乱中将国王一时转移到景祐宫，竹添公使和守备公使馆的一个中队，以应高宗邀请的形式，担任了国王的护卫，当天夜晚杀害了事大党的要人。五日便建立了独立党的新政权，并发表了内政改革的方针。次日，驻屯在京城的中国军开始了军事行动，和日本军发生冲突，由于王宫内的朝鲜兵也协助中国兵，竹添公使被迫退出了仁川领事馆。事大党恢复了政权，金玉均、朴泳孝等随公使逃出仁川亡命日本（十二·十一出发）。在这期间滞留朝鲜的 30 名日本人被杀害。

[汉城条约] 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国内包括民权派在内都主张对中国开战。井上馨（外务卿）在卫兵队的护卫下，作为特命令权大使被派往京城，在和金弘集（宏集）的谈判中，回避了竹添公使的责任问题，谈判内容仅限于善后问题的处理。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缔结了关于京城事变的日韩善后条约，即汉城条约（汉城为京城的别称）5 条。根据条约，朝鲜约定：（1） 向日本表示谢罪之意；（2）支付赔偿金 11 万元；（3）逮捕并处死杀害矶林

真三大尉者；（4）提供再建日本公使馆的用地和费用 2 万元。在日本国内主张伸张国权的《自由新闻》等倡导强硬论，但也有评论认为过于强硬有失宽容。

与中国的天津条约

围绕着事变需要解决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而中国方面也有缔结条约的愿望。明治十八年三月，伊藤博文（参议兼宫内卿）作为特派全权大使赴天津， 和中国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会谈，四月十八日缔结了条约书，主要内容有三条：

（1）4 个月之内中国兵和日本兵同时撤出朝鲜；（2）日中两国都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劝说国王选聘其他国的教官进行军事训练；（3）将来朝鲜国内如有变乱等重大事件向需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时，要事先“行文知照”（照会），事变平定后即撤兵。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守备兵明治十八年七月二十

一日从仁川撤退。

[脱亚论] 伊藤到达天津后不久，在时事新报（明治十八·三·十六） 的《脱亚论》一文中，福泽谕吉写道：“我国不能再犹豫等待邻国开化来振兴亚洲，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与支那朝鲜尽管是邻国，却也没必要特别关照”，“我心中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