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外逃的机制

（一）资本管制与资本外逃的数理分折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允许实行资本管制，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基金组织成员国对资本帐户交易都实行了一些限制。对资本帐户可兑换最常见的限制包括：对资本流动实行外汇管制和数量限制，双重或多重汇率安排， 以及向对外金融交易征税。数量限制一般包括对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 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头寸实行限额，限制外国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限制非银行居民持有外国有价证券、不动产及直接投资。就双重或多重汇率制而言， 至少商业和金融交易是实行不同汇率。在大多数双重汇率制下，当局使商业汇率保持稳定，但允许金融汇率波动。向对外金融交易和金融收入直接或间接征税，通常也是为了限制或管制资本流动。征收利息平衡税旨在消除本国

（外国）居民因持有外国金融工具而可能获得的较高的收益。征收高额交易税也是为了抑制短期资本流动。对资本实行数量管制或实行双重汇率机制能否将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离，或者说资本管制效力，取决于逃避管制的预期得失。逃避资本管制的动机不仅来自于名义收益差（包括预期汇率变化），而且还来自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类型以及国内和离岸市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此外，对国内持有的资本没有课税的风险也是促成逃避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经常从事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人或机构来说，逃避资本管制的交易、通讯及其他成本，要比其他的人或机构低得多。如果成本很高，小规模的非法资本转移就无利可图。我们可将资本外逃假设为国内居民就其资产组合作出的决定，即在其持有的资产中国内资产和国外资产的比例，这两种资产的适当比例，将取决于持有每一种资产的预期实际收益率和风险。假设 Wt 代表 t 时的财富存量，国内资产(DA)和国外资产(CF)理想持有量可表述为：

(CF / W) ^d = f (V ) (1)

t 1 t

(DA / W) ^d = f (V ) (2)

t 2 t

这里 d 表示理想的比率，V 是与国内资产和国外资产有关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矢量。

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持有国内资产的风险上升，居民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将国内资产转为国外资产。可用一个简单的存量调整模型来考虑这一可能性，即：

(CF / W) t

(DA / W) t

− (CF / W) t −1

(DA / W) t−1

= λ[ f1

f2

− (CF / W) t −1 ] (DA / W) t −1

如果由于样本国家有限的金融市场提供的的金融工具不多，既没有能避免通货膨胀影响的工具，也没有不存在没收风险的工具，那么没收风险的增加可能会使资产组合中所有的国内金融工具转换成国外资产。在这种情况下，CF/DA 的比率表示转换国外净资产的情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定的两组国家变量的样本平均值，对资本管制较松的国家，资本外逃变量对风险和赤字变量的弹性分别为 0.44 和 0.36；对资本管制严的国家，上两个系数分别为 0.13 和 0.51。这一结果表明，虽然限制性极强的资本管制并没有打破宏观经济基本条件与资本外逃规模之间的联系，但确实延缓了经济部门对预期财政不平衡的增加所作出的反应。尽管资本管制较松的国家与违约风险变量相关的系数大于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但对这两类国家而言，该系数的值都很大。因此，虽然资本管制能有效地减少资本外逃对违约风险上升作出反应，但经济部门在同一时期内仍然能设法对违约风险的增加作出反应。

（二）资本外逃的渠道

在资本管制严格的发展中国家，高报和低报贸易金额以及改变贸易融资条件和期限，通常是大规模资本流动的主要手段。为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出口商会低报合同金额，进口商则会高报合同金额并将多出的钱投资到国外资产上。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利用了多数资本管制的根本矛盾之一：既需要控制未经批准的资本流入，又不能干扰进出口正常融资以及母公司同附属公司之间为获准的直接投资项目转移资金。因此当通货膨胀率较高与当局实际汇率升值和黑市汇率溢价升高同时发生时，低报出口和高报进口往往是普遍现象。通过低报出口和高报进口，部分出口收入和进口收入从商业外汇市场转到了外汇黑市上出售以获取利润。资本外逃的另一个与贸易有关的渠道是交易结算。当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外国的出口商会尽量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 而进口商则尽量将交易结算时间提前，从而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另外跨国公司也可以利用转移价格政策逃避资本管制，在预期调整汇率前，公司内部转移价格的变化以及内部支付的提前或滞后，使这些公司能够将资金调进或调出一国。例如当预期当局汇率下调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国内子公司压低出售价格或提高进货价格而将资本调出国外，导致国内资本流失。近年来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迅猛，但由于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一套严密完整的管理体系，在政策上过于宽松等因素，目前资本流失问题较为突出。资本流失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 各种形式的空壳公司出现。这种情况较多地反映在老企业嫁接形式的合资企业上，主要手段是外方利用产品上的资金往来结算拖欠出口货款，将投入资金转移境外或以经常项目下用汇和还本付息等名义将资本金抽走或汇回。这些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既抽回了资本，又推销了他们的设备，并在经销合营公司的产品过程中赚足了利润。

2. 外方通过产品出口和原材料进口的定价手段赚取高额利润，变相抽回资本。

3. 外汇指定银行柜台把关不严使资本转移或流失。

4. 外方投资设备作价高估，造成虚假投入，外方在以设备投入，特别是以二手设备投入过程中普遍报价较高，与实际价值不符。少数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入设备价格高于实际价格的一倍以上，投入当初就收回了投资，所以合资企业成立后外方一般不参与管理，亏损与他无关，盈利分毫不让，合营终止清盘还可按股分得剩余资产。

（三）国内资本外逃的实证分析

在国际金融统计中，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有两种计算方法： 1.一种方法是将一国对外债务的增加额（△D）加上国外直接投资净额（△

FDI），减去经常帐户赤字（CAD）和储备（ R）增加额，其差额即为资本外逃额（KF1），用公式表示：

KF1=（△D+△FDI）−（CAD+△R）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金融统计通常采用此种方法。

2.另一种方法是将一国短期资本流出净额（SC）加上国际收支帐户中的“错误与遗漏”的数额（EO），其总额即为资本外逃额（KF2），用公式表示：

KF2=SC+EO

依据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见表 9－1。表 9－1 中国

资本外逃的规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

表 9－1 中反映出，1987—1995 年，中国资本外逃额在 700 亿美元左右， 这一规模的惊人之处表现在：(1)中国自 1987 年以来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额

的比重达到了 81.7%，大大超过了 80 年代外债负担最沉重的 9 个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2)中国资本外逃在 90 年代表现更为明星，1990—1995 年外逃资本高达 665.73 亿美元，占外债增长额的比重竟高达 102%。(3)与其他国家不同，巨额资本外逃没有使中国陷入债务危机或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高资本外逃与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并存。

90 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急增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三个方面引起的：(1)为了获取国外资产投资的高收益或享受“外资”身份所带来的优惠， 国内投资者通过变更合同价格，出口外汇滞留境外或假进口等途径，绕开对资本流出的监管在国外投资，或流回国内投资，享受优惠利益。(2)国有资产流失的转移。1992 年以后，改革速度的加快使得制度性变革中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出现许多漏洞，造成大量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向个人流失，出于“安全性”考虑，这些资金也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转移到境外。这是近几年来改革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3)由于 1993—1995 年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国内财富持有者做出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跌的预期，出于保值的动机，一部分本币资产转化为外币资产。

巨额资本外逃与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现象归结为两个理由：(1)90 年代以后，日渐增长的高储蓄率充分支持了国内投资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2)由于 1989 年以后中国国内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1992 年以后改革速度的加快和经济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市场潜力，使国外非债务性资金大量投入中国，1992—1995 年，中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只有 15.9%，而 FDI 金额增长率平均达到 84.1%。因此，尽管资本外逃与外债增加额的比率高达 81.7%，也并未显现出对外债状况和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反而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然而，对持续资本外逃的经济后果必须充分估计：(1)1996 年，FDI 实际金额增长率已由 1992 年的 152%下降到 12.2%，已经难以掩盖资本外逃的影响。(2)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治理资本外逃的有效手段。不仅如此，由于1996 年 12 月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资本外逃的监管难度反而更大。(3)资本外逃对经济的打击往往出现在经济形势最艰难的时候，一旦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或国家风险加大，资本外逃很可能令人难以想像地加大经济恶化的程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