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古西亚概 论

上古西亚又称前亚，东起伊朗高原，西至地中海东岸，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等地。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 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大致包括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两河指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它们都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凡湖西部 100 英里左右的哈扎古鲁小湖，全长 1150 英里。幼发拉底河则有两个源头，

都位于凡湖和厄泽鲁姆之间，全长 1780 英里。两河在巴格达附近相距最近，

中间只隔 20 英里，但很快又分开，直到在巴士拉附近才汇合，最后分别注入波斯湾。

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北部称亚述（得名于亚述城），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得名于巴比伦城）。巴比伦尼亚又以尼普尔（今努法尔）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苏美尔（得名于苏美尔人）， 北部称阿卡德（得名于阿卡德人）。

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作物十分有限，主要是耐盐碱的大麦和椰枣。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矿产资源十分贫乏，金属奇缺自不必说，甚至连建筑所用的石块和木料都得从周围进口，所以多数房屋只能用泥土和芦苇建造。

居民 早在旧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就有人居住，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洞穴遗址。不过迄今所知这一地区最早的民族是欧贝德人，①公元前 5000 年时，他们已定居于此。

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主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说苏美尔语，是此地最初文明的真正创造者。比苏美尔人稍后，塞姆人的东支阿卡德人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以北的阿卡德地区，亚述人则进入了北部的亚述地区。这时期在巴比伦尼亚四周还居住着其他许多部落，如北部的苏巴里人和胡里特人，东部的古提人、加喜特人和路路贝人， 以及东南的埃兰人等。公元前 3 千年代末，阿摩利人从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地带来到两河流域，他们是塞姆人西支迦南人的一部分。古巴比伦王国灭亡后， 加喜特人和迦勒底人先后统治这一地区。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就是在这些民族互相影响、互相继承、共同创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史料 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史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考古学资料、古代文献资料和古典作家的有关记述。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对这里的考古发掘始于 19 世纪中叶，它所提供的实物资料证据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1. 古代城市遗址。亚述首都尼尼微和尼姆鲁德在 19 世纪中叶首先被发

现，随后在 19 世纪后半叶苏美尔古城拉伽什和古代两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巴比伦城的遗址被发掘。20 世纪初，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乌尔、埃什努那和玛里三

① 如《维勒布尔纸草》中记载，有一个“农民”租种土地 17 块，总数达 222 阿鲁尔。在该纸草中，这样的农民非止一人。

大城市。20 世纪中期，又发掘了被认为是两河流域最早城市的埃利都。这些城市向人们展示了复杂的布局、高超的建筑水平、城区的防御系统、居民的居住条件和日常生活等。

1. 大型宫殿和神庙等建筑。例如，在尼姆鲁德发现了公元前 9～7

   世纪的五座王亚述宫；在宗教中心尼普尔发现了许多神庙和殿塔；在巴比伦发现了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等。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政治、宗教和教育生活。

2. 雕刻、壁画等艺术品。例如，尼姆鲁德巨大的带翼人首牡牛雕像；其宫墙上有涉及战争与狩猎、押解俘虏以及宫廷生活等方面的浮雕；在马里宫殿里有马里国王授权仪式壁画等等。这些雕刻和绘画为历史学家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3. 陶器、圆筒印章和其他各种小器具。

4. 墓葬。墓葬在考古学上具有特殊意义，它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当时人的宗教思想和民风民俗等精神特质；另一方面从随葬品中也可看出当时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发达程度。

5. 碑铭和泥板文书。

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许多文献史料，主要是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和铭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宗教、文学和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是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最主要史料。

首先要提及的是《苏美尔王表》和《吐马尔铭文》。《苏美尔王表》记载的是从苏美尔人历史开端——“王权自天而降”——到伊新王朝（公元前1993－前 1930 年）这期间各城邦大部分王的名字及统治时间，是研究苏美尔人政治史尤其是苏美尔时代的政治结构、王权起源、王位继承及人神关系思想等问题的重要文献。

《吐马尔铭文》是向神奉献和敬修神庙等活动的铭文。吐马尔是尼普尔城守护神、苏美尔主神恩利尔之妻宁利尔女神的神龛所在地，是尼普尔的一个区。《吐马尔铭文》可以补《苏美尔王表》在年代学上的局限，使《苏美尔王表》所载的年代得到科学的校订。

一些统治者的改革铭文，如拉伽什王乌鲁卡基那改革的铭文和波斯王大流士的著名的《贝希斯吞铭文》、国王们颁布的各种诏令、修建神庙、运河时刻下的铭文等。如巴比伦王发布的减免债务的所谓“巴比伦解负令”。

在拉伽什、马里、卡帕多西亚、努西和埃勃拉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经济文书。这些材料对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制度、土地所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相当发达，这包括法典和法庭审判判决文件。如《乌尔纳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所谓的苏美尔亲属法、埃什努那王俾拉拉玛的法典、伊新王李必特·伊丝达的法典、中期亚述法典、赫梯法典和《摩西律法》等。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战争不断，留下了许多有关战争与媾和的铭文。比如著名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年代记，拉伽什国王安那吐姆所立著名的鹫碑， 马里文书库的许多外交文件等。

书信材料构成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史料的一大特色。例如古巴比伦著名国王汉谟拉比与他的地方行政官员沙马什·哈西尔和卢·尼努尔塔的大量书信提供了古巴比伦时期行政管理、司法、经济、土地所有制及社会结构等多

方面的信息。古巴比伦时期大量的私人书信更直接地反映出私有经济的发展水平。

古文字及其语法结构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其他如文学、宗教一魔法和科学方面的材料也都具有借鉴价值。

除了考古学资料和楔形文字古文献外，史料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古典作家的有关记述。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生活在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的波斯王阿塔薛西斯的御医克尼多斯的克泰西乌斯的《亚述史纲》。生活在公元前 1 世纪的戴奥多拉的《历史集成》，生活在公元前后的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同时代的巴比伦人贝罗苏斯，用希腊语撰写的一部《巴比伦史》，可惜贝罗苏斯的著作只有残片保存下来，其他散见于别人的著作中等。

史学史 亚述学②产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是随着西亚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而兴起的。欧洲学者最早见到的楔形文字是 17 世纪的意大利商人和旅行家佩德罗·戴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从波斯古都帕赛波利斯大流士王宫的墙壁上临摹来的。最早对楔形文字进行释读的是 17 世纪末的英国旅行家赫伯特（Herbert），他根据波斯王宫保存完好的铭文，正确地推断出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并确认其为波斯人的语言。但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 第一位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是德国哥廷根的中学教师格罗特芬德（ 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1802 年 9 月 4 日，他在哥廷根学院宣读了他的论文。他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读出了阿黑明尼德王朝的波斯王大流士、其子薛西斯及其父胡斯塔斯普的名字，并正确地分辨出古波斯楔形文字的九个字母，为楔形文字的最终释读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德国东方学家拉森（ChristianLassen）和巴黎著名的波斯学家鲍尔诺夫（Eugène Bournouf） 又确定了若干其他古波斯字母。最终打开巴比伦楔形文字之谜的是以英国东方学家 H.C.罗林森（Sir Henry C.Rawlinson）为首的一些学者。1835 年， 罗林森在波斯摹写了许多楔形文字的铭文，其中包括著名的贝希斯吞铭文。他在对格罗特芬德的研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正确地断定了十八个波斯楔形文字字母。到 1839 年，他已能读懂贝希斯吞铭文中的 200 多行波斯文。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和其他楔形文字材料的不断丰富，使释读其他各种楔形文字成为可能。1857 年，罗林森、兴克斯（Edward Hincks）、欧佩尔特（Jules Oppert）和塔尔博斯（H.Fox Talbot）等共同合作，释读阿卡德文成功，为亚述学奠定了基础。

在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西方的考古学家在西亚广阔的地区里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为西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学者还对古代西亚的历史和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语言文字方面，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组织了众多专家学者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词典》对推动亚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该词典按字母分卷，基本上一个字母一卷， 词汇量大的字母则分上下两卷，目前已出版至 S 字母，共 20 多卷，该词典的编纂工作现在仍在继续。该词典不仅是亚述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的所有例句均选自各不同历史时期的铭文、契约和

② 据柏林博物馆藏 853 号纸草，一个名叫帕涅别纳吉德的努比亚农民，租种了弓箭手长官、家之书吏洪苏·舍德洪苏的土地。此人突然给佃户一封信，要他交回土地，后经其妻干予，才免于被夺佃。

书信。在文献的翻译、出版方面也有不少贡献。如出版了《汉谟拉比书信铭文集》、《亚述王家铭文集》、《古巴比伦法》、⋯⋯等。在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中，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出版了诸如《剑桥古代史》、

《剑桥伊朗史》等大量专著，发表的论文更是不可胜计。另外，还出版了如

《近东研究杂志》等专门发表研究这一地区古代史的论文的刊物。尤其，在这一百多年中，培养了一批批的亚述学家。苏联在古代西亚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在 50 年代出版的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第一、二卷中，不同版本的《古代东方史》中，以及在《古史通报》等杂志中，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他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古代西亚的各种事件、人物、阶级、阶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许多成果也为西方学者所承认。前苏联也培养了一大批亚述学家，工作在亚述学的各个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