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族”至“透明文学”

5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的腾飞使文学不断出现新主题和新风格，形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

在“第三新人”之后崭露头角的石原慎太郎以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

（1956）一举成名，主人公津川龙哉为在拳击赛中被人击倒而深感屈辱，与少女英子作爱而感到被征服。后来英子表示爱他，他粗暴地加以拒绝，这才有了优胜感。小说中的人物不受旧的观念束缚，渴望较量、行动、优胜、赞美肉体的魅力和力量，因而被称为“太阳族”。这部小说虽引起激烈争议， 但还是获得了享有盛誉的芥川文学奖。“太阳族”生活方式和“慎太郎发型” 曾风行一时。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随着民族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又一批文学新人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有高桥和已、小田实、真继伸彦、柴田翔和开高健。他们在 1970 年创办了《作为人》杂志，评论界便以“作为人”来命名这一流派。

这派作家都参加过左翼学生运动，对社会政治一度抱有美丽的幻想。苏共 20 大和匈牙利事件后，政治上陷入深深的幻灭绝望之中，作品大都表现“生存的悲剧”。

当“作为人”的文学在政治风浪中沉浮时，“内向的一代”却游离于社会风潮之外，“悠哉优哉地埋头于自己的内在世界和日常性的不安和非现实的追求。”“内向的一代”作家自己则认为“内向文学”有四个特点是难能可贵的：一、用“别一种语言”表现“普通人的生存感觉”，二、把“非现实的世界”引进“日常性”中，三、描写城市生活者的生存和城市生活，四、描写没有意义的人、没有意义的地方、没有意义的生活的那种“一粒砂子似的存在”。他们认为“内向派”并未离开社会和战后问题，只不过是把它们作为“日常性”的东西来描写的。

但显而易见的是，“内向”作家都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作品的主观色彩很浓，其精神内核是虚无感和孤独感。“内向文学”代表作家有小川国夫、古井由吉、黑井千次、阿部昭、后藤明生、柏原兵三、宫原昭夫、坂上弘、高井有一等。

古井由吉的小说《杳子》写怪诞而荒谬的人际关系。少女杳子只身坐在深谷里，恐惧而绝望，直到一位男学生将她领走。作者强调的是人物在环境中的自我隔绝，生活在内心中的人们对各种细微感受的品察。《围坐着的男人们》（1970）、《消失了的妻子》（1970）、《销声匿迹》（1972）和《梳子火》（1974）等作品也都有此特点。

后藤明生着力于从日常生活的深层挖掘现代生活的扭曲现象，主要作品有《夹攻》、《私生活》（1968）、《笑的地狱》（1969）和《未写的报告》等。黑井千次有《没有星星的房间》、《时间的锁链》（1969）和《五月的游历》（1977）等几部小说。《时间的锁链》描写生活在正常时间之外的人。以寓言手法表现人的异化。

阿部昭在《儿童的房间》（1962）、《幼年诗篇》（1965）和《未成年》

（1968）几部作品中探讨人的形成与生长过程，《妈妈》（1968）和《鹄沼西海岸》（1969）则致力于描写性爱。柏原兵三的《德山道助还乡》也写了人的自我形成过程，作品轻灵明快，有童话色彩。

大庭美奈子多以日常生活中的虚伪与孤独为素材，手法新颖而细腻，代表作有小说《三只蟹》（1968），诗集《生锈的语言》（1971）等。

坂上弘的《一个秋天的故事》（1959），三枝和子的短篇集《正在执刑》

（1969）、长篇小说《八月的修罗》（1972），森内俊雄的《幼小者骑驴》

（1968），山田智彦的《实验室》（1971）、《蚁塔》（1972）和《光从东方射来》（1973）也都各具特色。

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个人生活越来越受到关注，石油危机又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使一般日本人产生了朝不保夕之感，暴风雨般的政治运动使作家们对外部世界感到陌生与恐惧，这些因素使“内向文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内向文学”作家终难克服视野狭窄的局限，因此未能出现大家。

70 年代中期起，一批作家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性，来渲泄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形成新的流派：“透明文学”。

“透明文学”的名称来自美术学校学生村上龙 1976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小说写战后初期美军横田基地一带的年青人疯狂而杂乱的性放纵生活。基地的白人、黑人伙同一帮无所事事的日本青年男女吸毒、走私、酗酒、群居乱交。其中一个叫龙的青年在兴奋剂造成的幻党中摔碎酒杯，用碎玻璃片割破自己的皮肉，擦去血迹后，玻璃片在黎明的晨曦中呈现出“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

小说发表后舆论鼎沸，抨击者和赞誉者各执一词，但小说仍荣获了芥川奖。

池田满寿夫的《献给爱琴海》（1976），中上健次的《十九岁的地图》

（1974）、《枯木滩》（1977），高桥三千纲的《假如迎着风》（1977）， 三田诚宏的《婴儿没有生下来的日子》（1977）也都是以肆无忌惮的性放纵为题材的。

“透明文学”表现了日本社会一部分青年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称得上当代“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