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异端

现实主义在中国历来有着至尊的地位，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它始终是作家艺术家们公认的正统的创作方法和原则。但是艺术的基本品格之一便是打破常规，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自由不羁，一遇时机，它就会打破平衡与稳定及统一，呈现放射性探索状态。在小说领域里最先尝试的则是所谓意识流手法。王蒙的《夜的眼》、《风筝飘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开其端，虽然他们只是对传统的叙述方法作了一点非常理智的调整，却足以使整个文坛感觉新奇。自 1980 年至 1985 年 10 月，袁可嘉主编的四册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陆续出版，使中国作家比较方便地、比较集中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艺界 20 世纪在艺术观念、艺术方法和技巧上的探索历程和成果。在此期间，话剧《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车站》的新的舞台处理，电影《小花》、《苦恼人的笑》、《邻居》等“意识流”、“生活流”电影的新景观，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唯美画风，由谭盾交响乐《离骚》，四重奏《风·雅·颂》，瞿小松小提琴与乐队《山之女》等作品掀起的新潮音乐，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出版，《文艺报》、《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对现代派的评介与讨论，使现代主义思潮形成山雨欲来之势，至 1985 年前后莫言、刘索拉等出手不凡的小说新人登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文坛已呈爆炸局面，意识流、荒诞派、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迷惘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以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各呈异彩，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现代主义各流派在中国的影响往往不是一对一的移植，而是每一种流派影响到几乎许多作家，而每个作家感兴趣的又不止一个流派。这样，在一个作家身上可以表现出多种探索倾向，一部作品也可能进行多种手法的尝试，因此这种具有异端倾向的文学现象带有实验或模仿的性质。作家首先关心的是方法和技巧，对于现代派得以产生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比如人生哲学、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等并不多加留意，中西方不同的心理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及所有这一切给当代中国作家造成的基本限定，也尚未被充分注意；因此批评界便有“伪现代派”之讥，现代主义各流派在中国文坛草草巡行一周，前卫作家们兴奋而慌乱地对各种新式武器操练一番之后，“现代派热”便由绚烂趋于平淡了。

<1>意识流小说。在现代主义思潮涌动之初，意识流几乎就是现代派的同义语，因此意识流的影响最早也最广，至 80 年代中期，意识流已成为作家广泛运用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在一部分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如赵振开《稿纸上的月亮》、刘索拉《蓝天绿海》、高行健《雨、雪及其它》、莫言《欢乐》等。《稿纸上的月亮》写一个作家困兽般的生活，面对稿纸枯坐三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世界是具体的，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茫然。在一次报告会上，大学生们起哄、嘘他、甚至递条子辱骂他。本来他每天可以写八千字， “像喷泉一样”，可是现在他对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存在都心存疑虑。

“这是个寂静的早晨。每隔一年，胡同里传来爆米花那沉闷的响声。阿富汗战争正在进行。一架大型客机在法国南部坠毁。”而他关在屋里，“像

只过冬的苍蝇。”用嘴吹去玻璃板上雪白的烟灰，烟灰像鸥群掠过水面，鸥群把他引入童年的海边，大海里葬着他捕鱼的父亲，父亲留下了他，他将留下他的作品，而他还在世，他的作品已被抛弃了，他将从生命中消失得无声无息⋯⋯。

但是仍有狂热的文学青年，女大学生带着习作求教，年青人的激情、勇气、执着与技巧拙劣的作品中跃动的生命本能激发了他，于是抖擞精神重新铺开了稿纸。

小说在叙述上有充分的自由联想，现时现刻的场景与人物的心理流程并行交错，有时会大幅度跳跃，但脉络清晰，文气畅达，并且凝练而蕴藉。

《欢乐》中的意识流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农村青年齐文栋五次高考不中，于是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一开始，这个失魂落魄、疲惫、绝望的年青人跌跌撞撞地从家中窜出来，便将我们带入了他奔赴死亡的梦魇般的旅程，在死意已决，了无牵挂的情况下，白云苍狗般的意识之流喷涌而出，将他的全部人生经历袒露无遗，社会情状与个人遭际，民族文化与个体发生重叠交混，其驳杂粗犷充满野性蛮力的辞语之流，狞厉怪诞，扑朔迷离的意象之流更如雨后山洪，横冲直撞；沉甸甸、毛茸茸的谷穗，茂密的、弥漫着浓烈松香气息的原始森林，将凿刀般的利喙刺入血管用力吸吮的跳蚤和苍蝇，散发着怪味、形状奇异、从父亲坟头上爬出来的花蛇，“生死搏斗！考中了成人上人，出有车、食有鱼，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其间又常常夹杂着冷峻的幽默：领导对高大同说：同志，我要把你拉出泥坑！高大同在胸口划了个十字，说：耶路撤冷八格牙路阿门！领导说：请你说中国话⋯⋯高大同打老婆给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用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四十八套日本刑法，她宁死不屈！”院子里骚乱时，“娘倒背着手，野鸭子凫水一样走出来。”在这里，意识流手法与魔幻色彩、黑色幽默交融为一体，显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2>现实与魔幻。80 年代初，胡安·鲁尔弗、巴尔加斯·略萨等拉美作家的作品陆续传入东土，尚未引起充分注意。1982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消息传出，两年后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文本出版，魔幻现实主义始形成强力冲击波，那云雾缭绕、爬满毒虫怪兽的安底斯山对一些中国作家构成一个新的诱惑。在有着类似拉美的“神奇现实”的西藏、湖南和有着“谈狐说鬼”传统的齐鲁平原，魔幻现实主义得到了最有力的反响，其中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韩少功、叶蔚林的传统文化批判小说和扎西达娃的神奇地域小说最具特色。

莫言自称一直是按“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写作的，多年以后被马尔克斯提醒，悟出小说应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于是有了红高粱等一批热血沸腾的小说。在那如火如荼汪洋恣肆的红高粱地里，“爷爷”、“奶奶”父母兄弟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杀人越货，抛头洒血，繁衍生息，他们活得贫苦、艰难，却任心任性，自由洒脱，未经现代文明雕琢的原始生命的激情和能量随意喷射、不拘形迹。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语气平静而冷峻，仿佛在讲一个古老的传说。《红高粱》起首一句便使人对这种无情的冷静咋舌：“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叙述的冷静与场景的火爆炽烈相映现，更显出非现实的传奇色彩。马尔克斯的神话氛围，家族血缘，对性力量的渲染在这里都有表现，时空处理上也有明显借鉴，比如“七天之后⋯⋯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

息。”便来自《百年孤独》中著名的“多年以后⋯⋯”叙述方法。而莫言借助于魔幻手法所要张扬的，正是一种充满浪漫激情的理想的生命状态。

韩少功的《归去来》描绘的是一个迷离惝恍的世界，“我”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却处处觉得眼熟，素昧平生的人们似乎都认识他。他自认为叫黄治先，可这里的人都称他马同志，说出很多让他感到若有若无的往事，后来他益发迷惑不解，不知自己到底是否来过这里，对自己的身体也感到陌生，世界上是否有个叫黄治先的，这个黄治先是不是他本人？他完全糊涂了。从整体构思看，酷似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又有《百年孤独》的影子，小说中“我”的感觉状态，正是现实中人们麻木、健忘、对生活无所用心的写照。

拉美作家大都把自己的文学成就归之于置身其中的“神奇现实”，相比之下，喜马拉雅山麓和雅鲁藏布江畔的独特地貌、奇风异俗，西藏复杂的历史、现状，神秘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是一个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世界。扎西达娃，一个汉藏混血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以他那支鬼使神差的笔描绘出了这令人目炫的“美丽新世界”。他的一系列小说：《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及《冥》、《归途小夜曲》既表现出独特的观察视角，洋溢着纯正的酥油味，又显示整体构思上的巨大概括力和象征意味。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廓康，到住户家借宿，并勾引了风流女子的人罴，持密修士使人生而死、死而生的“起尸法”，七旬老妪的突然受孕，飘飞的尸身，神秘的旅人与山洞⋯⋯这一切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那样真实具体、和谐自然，它是现实，又是传说、神话，马孔多与约克纳帕塔法（福克纳家乡）的精气神汇入扎西达娃笔下的视野，形成独具一格的风貌。

③梦魇与荒诞。1985 年至 1988 年间残雪的骤然出现，使人们意识到荒诞文学在文坛已渐成气候，《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已完全摒弃了惯常的观察视角，再现的因素已极其稀薄，它们所展露的是经痛苦的挤压而严重变形的心灵对现实世界的梦魇般的感受，充满了反常、颠倒、破碎与怪诞，“大老鼠在风中狂奔”，小妹说着话，“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至于那条古怪的黄泥街，“果子一上市就烂了”，这里的狗爱发疯，“养着养着就疯了，乱窜乱跳，逢人就咬，夏天人们总要穿上棉衣沤一沤”，直到沤出蛆来，一辆邮车在街上停了半个钟头，烂掉了一只轮子，老翁生下了双胞胎，女人产了大蟒。

新时期荒诞小说最初所着力表现的是社会意识的荒诞，李准的《芒果》，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张贤亮《浪漫的黑炮》，都是以变形、夸张的手法表现社会政治的弊端及人性的异化，官僚主义的荒谬可笑等等，借以批判现实，寻找自我，抒发忧患情怀。林斤澜的《催眠》，唐敏的《太姥山妖氛》等作品透过社会政治层面，深入探讨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北岛《幸福大街十三号》，多多的《大相扑》，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涂着古怪图案的墙壁》则进一步揭示生存本身的荒诞感，从而与 50 年代西方的荒诞文学发生深层呼应与沟通，但是其中表现出的价值虚无主义也引起人们担忧，因为经济文化远欠发达的现实中国与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些根本不同的问题，若对此丧失警惕，则荒诞文学便有邯郸学步的危险。

④文化反思与文学寻根。文学进行的社会、政治、历史反思必然会深入到文化层面，同时拉美的文学爆炸提示人们开掘自己脚下的民族文化岩层，以寻求文学之根。于是一股以“寻根文学”或“文化反思文学”命名的文学潮流汹涌而起。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阿城的“半文化小说”，郑义的“黄土高原系列”；以韩少功为首的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阵容宏大的“湘军”的一大批作品，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使“寻根文学”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李杭育本无意“寻根”，但他早在 1983 年就发表的《葛川江上人家》、

《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却开了“寻根小说”的先河。他的笔触越过处于表层的生活事件、戏剧性冲突，集中描写不相容的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的对峙。阿城的《棋王》写一个闹中取静、特立独行的棋迷的人生经历，作者精心营造的是一种感觉、氛围和境界。郑义的《远村》和《老井》写生活在古老习俗和传统中的乡民们面对严酷现实的生存选择，韩少功的《爸爸爸》以荒诞的手法和神话结构完成了对现存文化的“寓言式”解剖，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则是其中心话语。王安忆的《小鲍庄》以不动声色的描绘展示村民们的文化心态和意识结构在时代政治影响下的渐性变化，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如《腊月·正月》、《山城》、《商州世事》、《古堡》等等，则从山水风物，人情世态的诗意描写中探询历史与现状的关系，表现人情人性之美和生活的魅力。

⑤新写实小说。当着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技巧被推向极端而感到后继乏力的时候，新写实小说却独辟蹊径，从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发现了新的艺术世界。如果说此前先锋派小说往往与舶来的现代主义各流派存在对应关系的话，那么新写实小说则吸收了各种思潮喧哗与骚动之后沉淀下来的部分，包括吸收了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方法的活的部分，所以它既是异端倾向的回归，又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更新。

新写实小说以真诚、严峻的态度面对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从其不避生活的繁冗琐细，刻意表现生命本能陷入困境的冲突看，又近乎自然主义，而它总体上对人的现实存在及终极意义的关怀，对生存状态、生命体验的剖析，对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探索，叙事的反讽效果及种种超现实的手法，又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因此，当 1987 与 1988 年之交方方、刘恒、刘震云、池莉等人脱颖而出不久，新写实浪潮很快形成一股新的文学洪峰，至 90 年代尚未见明显颓势。

“新写实”作家有着庞大的阵容，赵本夫、李晓、叶兆言、方方、范小青及资深作家陆文夫、高晓声、谌容、张贤亮、王安忆，还有新起的现实主义作家李锐、周梅森等，而最具特色的还是几位以新写实鸣世的新进青年。首推刘恒，中篇《伏羲伏羲》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年青美丽的女人落

入了地狱般的婚姻牢笼，后来与侄子结合，又导向了另一幕悲剧。乱伦的结合满足了人的自然需求，却破坏了传统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作者正是在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中展示了人生一大悲哀。方方的中篇《风景》没有《伏羲伏羲》那样的传奇性与戏剧性，却把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写得惊心动魄。整个故事是由一个只存活了半个月的婴儿的亡魂说出的、一个十一口之家在一个狭小、肮脏、混乱却充满原始野性的蜗居中的生活。父亲打码头的豪气，母亲风骚的天性与讨打的欲望，二哥的痴心与殉情、五哥六哥的致富歪才与七哥于连式的奋斗历程，骨肉亲情，邻里朋友间的爱与恨、倾轧，折磨与救

助、慰藉，写得透彻而气势浩荡。选择亡魂为叙述视点，更给这一切笼罩上迷离怪诞的气氛，造成复杂的结构性反讽效果。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只是吃喝拉撤衣食住行，作者将特定的人物置于诸般生之烦恼的基本过程和形态中，展示其种种徒劳的努力和尴尬，使但凡“生活过”的读者禁不住会心一笑。刘震云《一地鸡毛》的题材内容更其琐细。起首便拎出一块馊豆腐小题大作，进而将一系列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裹挟进去，最后读者发现自己也于不经意中被裹挟进去了。李晓的《机关轶事》则几乎是无事的喜剧，作者陈列了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不但不加褒贬，根本就不动声色。叙述态度完全是随物赋形，而整体上却形成一种深刻的嘲讽。秩序中现出混乱，庄严中现出滑稽，是典型的结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