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施

弗里施（1911.5.15～）是瑞士德语作家，生于苏黎世一个建筑师家庭。1936 年进瑞士联邦工学院学建筑专业，战争爆发后在军中当炮兵，同时进行写作。1940 年出版《从军散记》，战后又当了 10 年建筑师，1955 年起专事写作。他的小说和剧作都享有国际声誉，与迪伦马特齐名。

弗里施的小说有《施蒂勃》（1954）、《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

（1964）、《能干的法贝尔》（1957）、《蒙陶克》（1975）和《人类出现在新生世》（1979）等数部。其中《能干的法贝尔》已被译成近 30 种文字出版，在欧美和亚洲广泛流传。小说写工程师法贝尔年轻时同犹太姑娘汉娜相恋，由于纳粹排犹，两人被迫分手。 21 年后法贝尔在纽约开往巴黎的轮船上遇见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姑娘，长相与汉娜相似，于是从好奇发展到热恋。后来姑娘被毒蛇咬伤，住院后她母亲赶来，原来是汉娜。法贝尔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是生理和物理反应，数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得知伊丽莎白是汉娜的女儿时，他试图用数学计算出自己不是伊丽莎白的生身之父。法贝尔聪明能干，有学问有技术，但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无意中犯了乱伦的罪过。小说在描述现实时加入内心独白，以虚构的陈述者的眼光探索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并不时进行漫画式的夸张，使人物和冲突陌生化，以此造成阅读中的间离效果，引发读者进行思考和判断。

弗里施的剧本有《圣·克鲁兹》（1944）、《他们又在唱了》（1945）、

《中国长城》（1947）、《唐璜，或对几何学的爱好》（1953）、《比德曼和纵火犯》（1958）、《安多拉》（1961）、《传记，一出戏》（1967）、

《三联画》（1978）等数部。《纵火犯》和《安多拉》是其代表作。

《比德曼和纵火犯》以“没有教育的教育剧”为副标题，故事非常简单： 两个纵火犯无家可归，小工厂主比德曼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可是这两人却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往阁楼上搬运汽油桶，准备焚烧比德曼的房子和整座城市，比德曼对此束手无策，罪犯们按部就班地完成了纵火计划。

比德曼胆小怕事，对恶势力一味迁就，他甚至给纵火犯提供火柴，以此表明他的信任和诚意。而他又是按照社会的行为规范行动的。这些规范，比如同情，善意和信任他人，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比德曼不能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并运用它们，结果他成了纵火犯的同谋，并酿成大祸。这对产生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民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冷峻的剖析与警示。让观众发现“我们身上的比德曼”，这就是作者的意图。

《安多拉》也是一出政治目的十分明显的寓意剧，剧本前言称剧中安多拉与实际同名小城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模式”，显然作者无意再现一次历史性事件，而是要写出一个更为普遍的主题。安多拉城的一位教师从毗邻的黑人国把他自己的私生子安德里接到安多拉，但由于顾及声誉，说这是他救出的被迫害的犹太孩子。他把安德里当做“养子”养在了家里。他的行为被

看成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安德里从小被当做犹太人，受尽凌辱与虐待，他爱上了教师的女儿巴尔卜琳，遭到教师的拒绝，便认为是义父对犹太人的偏见所致。后来他的生母从黑人国来看望他，没有相认，在返回时被人用石头砸死了。黑人国发兵来问罪，城中居民一致将他指为凶犯。教师终于承认安德里是亲生儿子，神父也加以证明。但安德里既不肯认生父，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他断定安多拉城已不可能有什么真理了。教师向公众宣布他与安德里的关系，公众也无人相信。安德里被绞死了，巴尔卜琳精神错乱，只是不停地四处涂抹白色。

《安多拉》写了反犹太主义的偏见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挖掘了潜藏在每个人内心里的那种危险倾向：为保全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接受谎言，并在罪行发生之后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在此剧的首演式上，弗里施在答问时说：“有罪的人就坐在前排座位上，看过这场剧，他们应当惊恐，应当彻夜不眠。”

弗里施是在布莱希特的深刻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但不像布莱希特那样认为戏剧可以再现现实，并改变世界。他认为舞台上只能出现现实的“草图”， 实际上他也并未放弃改变世界的企图。他的作品始终表现的是世界的图象在个人意识中的变化，作为社会对人期待总和的“强制角色”的扮演对个人的精神损害。表述形式是叙事性的，《纵火犯》中的消防队员组成了喜剧性合唱队，像希腊悲剧那样，对剧情进行评论，由此来“阻止移情，打破幻觉”， 使观众在观剧时与戏剧情境保持距离，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