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尔·萨特

萨特（1905.6. 21～1980.4. 15）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即死去，随后不久母亲改嫁，他成了无根之人。他寄居在教德语的外祖父家，整天埋头读书，12 岁时，又狂热地爱上了写作。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试图以词语的不愉快的轻微声响指示生命的沉默”，“我写，我要写书，应该写书。这终究是有用的⋯⋯人的身影投射在上面，他从中认出自己，唯有这面批判之镜能映照出他的形象。”（《词语》1963）19 岁他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中学教哲学，1933 至 1934 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读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被德军俘虏，坐了一年牢。战争与牢狱使他对“存在”的思考有了更深切的内涵，战后他创办《现代》杂志，1955 年访问中国。 1964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谢绝了， 理由是他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萨特的创作前期侧重于小说，后期侧重于戏剧，都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阐发。按照萨特的看法，在人身上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着， 然后他才成为张三或李四”。人必须选择一个约束着他的本质，人被罚作自由之人，这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非不选择的自由，人被迫对世界承担责任； 但是人生而孤独，人中断了与上帝的联系，不可能获得拯救；人又处于互相排斥的人际关系中，无法接近，无法沟通，因而生存是荒诞的。但是人认清

自己的处境，是为了勇敢地面对它，在荒诞中求意义，寻求新的伦理和价值， 因此他对存在的无情剖析中，渗透着强烈的“介入意识”。

<1>小说。萨特 1938 年发表长篇小说《恶心》，以此成名，随后又于次

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墙》，反响热烈。战后发表了 3 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9），此外还有《理智之年》（1945）、《延缓》（1945） 等几部作品。

《恶心》是一部充满哲理思辨的日记体小说，写一个豚鼠般的与社会隔绝的人，他叫安托瓦·罗康坦，他正准备进行历史研究时忽然感到了恶心， “他的自我被搅乱了⋯⋯在最终失去他的自我意识之前，他一边注视着一棵桑树的树根，一边彻悟到偶然性的妙谛。他的实存在他看来显得空虚，毫无意义；于是他决定写出一本书来，以便‘能回忆起他那毫无恶意的生活来。’”罗康坦的经历是由一次次的失望连接起来的，为他的存在而辩护的理由

一次次被否定了。他曾经试图写一位侯爵的一生，这位侯爵按字母顺序阅读市立图书馆的藏书，学问渊博，却酷爱鸡奸。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制定了另一个计划，他将写“一个如钢一般美丽的故事，它将使人为其生存而羞愧。” 在萨特笔下，人物与时间脱离了联系，没有欲望，而且，他不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使其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恰恰相反：形象愈来愈淡化，甚至让人怀疑他的自我的存在：“现在，当我说起‘我’的时候，我仿佛觉得空洞无物。”

《恶心》所描绘的，是一幅世界末日场景。其色调却是丰富多采的：机智的嘲讽与戏谑，幽默的对话，昏乱的幻觉与恶梦，公园长椅或花园小径上的沉思玄想。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小说传统被瓦解，有人甚至说《恶心》“也许标志着小说的末日”，实际上它也显示着新的转机。

在小说集《墙》中，集中了一批精神错乱、性反常和背信弃义的形象， 中篇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以准确的细节描写和跳跃式的、大刀阔斧的情节安排写出了一个资本家的成长过程。主人公吕西安在他所处的环境的培育下，精神空虚，疑虑重重，被恋母情结、同性恋、存在的虚幻感所困惑， 毫无英雄气概，但他却要担当起父亲开创的事业。《自由之路》、《理智之年》，《延缓》继续探索人突破困境的可能性，在手法上更多借鉴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的手法，但始终未能获得萨特本人满意的效果。这使他最终放弃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而移其心力于戏剧。

<2>戏剧。萨特热衷于写剧本，并不像莫里哀或莎士比亚那样，对舞台艺术情有独钟，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介入意识”。戏剧是接触公众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这一点在他 1941 年被关押在战俘营时就已深有体会了。那时他

写了一个关于圣诞节故事的剧本，深切感受到戏剧震撼心灵的魅力。 1943

年《苍蝇》上演成功，他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剧作家生涯。他共写了 11 部剧， 对战后法国剧坛起着决定性影响。

《苍蝇》（1943）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写王子俄瑞斯特斯战胜天神朱庇特，铲除篡位的暴君，报杀父之仇的故事。俄瑞斯特斯最后引走了经天神点化，能使人产生负罪感的苍蝇，恢复了城邦的自由，暗示人民终将觉悟，法西斯统治不会长久。

《禁闭》（1944）展示的场景如地狱般阴森可怖，二女一男同处一室， 他们的亡魂不改生前本性，互相算计、倾轧，男主角喟然长叹：“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成为存在主义的名言。

《死无葬身之地》（1946）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游击队员的牢狱生

活，这是作者第一部正面表现社会政治问题的剧作。几个游击战士，包括一位姑娘和她 15 岁的弟弟被轮流拷打，要他们供出游击队队长，将要轮到这位少年受刑时，同志们怕他经不住折磨，先把他掐死了。戏剧冲突如勇士引弓， 蓄满了爆发力，人物个性突出，舞台效果非常强烈。

《恭顺的妓女》（1946）写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群众的岐视和迫害，并揭露白人议员的伪善面目。女主角最后被种族主义者迷惑，为凶杀犯作伪证，并投入其怀抱，表现出种族主义对黑人的精神腐蚀。

《魔鬼与上帝》（1951）写一位冒险家式的古代暴君格茨的一段精神历程：他本来要屠杀一座城市的全体居民，却忽发奇想要从此改恶从善，他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建起一座幸福的城市。但他的懿行善举却加剧了农民的反抗，他的所有计划都陷于混乱。于是他重下决心：独自与所有人作对。

除此而外，他的重要剧作还有《肮脏的手》（1948）、《涅克拉索夫》

（1955）、《阿尔托纳的幽禁者》（1959）等。

萨特的所有剧作都是为了打动观众，不是通过舞台表现形式的创新，而是通过对特定情境的挖掘。“自由在不同境况中作出自我选择”，通过在独特境遇中人所做出的选择来刻画人物，塑造性格。比之他的小说，他的戏剧同现实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物的生活态度也更为积极。人要逃脱生存中的空虚，只能积极地介入生活，舍此无它。人在自己的生存境遇中作出选择， 并付诸行动，那么他就会获得一个富足的实存，否则，只能陷于无可挽回的虚无之中。

萨特不仅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政论家，一个激情洋溢的战士， 他始终关注并越来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由于不断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他数次被当局传讯，但未受到深究。戴高乐总统提及此事时曾说：“我们可不敢逮捕当代的伏尔泰！”